再过两天就要高考了，考生和家长又将经受一番煎熬。每年一度的高考，似乎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重负。然而，回忆三十年前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却是一种解放的感觉，为我自己，也为许多人。
对我们那代人来说，“文革”最大的罪孳便是社会不平等。我自己从小就渴望读书，1973年高校恢复招生，记得我们一群知青连夜步行一百多里，去县城参加考试。考下来后，本以为从此可以实现自己的大学梦了，谁知很快就开始宣传张铁生的白卷。那天早上，一个家庭出身好的同学在路上看到我，有点得意地问：“嘿，看了张铁生的信吗？”我没有回答，心里知道自己没指望了。直觉告诉我，这张白卷不是什么轻视知识，而是利用了社会的不平等现实。后来所谓的推荐工农兵入学，使得这种不平等进一步制度化。
在我们这个缺乏公平的社会，高考制度体现了起码的公平。许多出身底层的学子得以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当听到有人大代表在“两会”上呼吁废止高考制度，声称不应仅仅停留于教育公平时，我不免心存疑虑。不错，高考恢复三十年来，引起社会议论最多的就是，高考导致了应试教育，使学生们习惯于接受和模仿，失去了学习的热情与创造力。然而，这难道是高考本身的问题？它难道不是考试内容、高考阅卷甚至整个教育的问题？
比如，作文是考察一个考生基本水平的重要参数，但一个参加过多次阅卷的老师曾跟我讲，一篇作文阅卷也就90秒钟。我问他为什么不多花时间来判断，他说阅卷老师少，时间紧，大家只能凭感觉。我问怎么改变这种状况，他说很简单，花钱请更多的阅卷老师。我又问他考生的报名费很充足，到底到哪儿去了，他只是笑笑说天知道。后来当我孩子考大学时，我告诉他的就是，不要在作文上多浪费精力，只要拿个平均分就行了。
当今世界上，大学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通才教育，而通才教育的实质就是提高国民素养。高考不是考出身，也不是考天才，它考的是社会的平均数。对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要求来说，这是最具操作性的次优选择。我曾经与一个美国教授谈过，他说，每个大学只要产生一两个创造性天才，全国有一二百这样的人，就可以满足社会尖端发展的需要了，大多数人也就是在大学学会服务社会的知识和能力。因此，高考首先追求的应是教育公平，不是特殊人才。那些否定高考制度的人不应奢望高考的作用，而是应当拿出统计数字来，证明恢复高考三十年来，考上大学的大多是百无一用之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