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青年报》刊发“冰点”文章《诗人不可承受之重》，对当代诗歌的现状忧心如焚。从数字可以看出当代诗歌的衰微：《诗刊》的发行量，已由鼎盛期的54万份跌至目前的二三万份了。
在一个有着辉煌诗歌传统和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主流诗歌最大的刊物《诗刊》发行量只有二三万份，这无疑是十分令人尴尬的数字。但放在其他文学刊物也都不景气的大背景下，这一数字也还可以接受。据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胜友介绍，我国共有各类期刊9000多家，其中文学期刊900多家，约占期刊总数的10％，但这900多家文学期刊的多数正面临生存困境。另据《诗刊》主编叶延滨介绍，全世界没有一家诗歌刊物可以赢利，《诗刊》是代表中国诗歌艺术最高水平的诗歌刊物，月发行量4万份左右，在纯文学刊物特别是诗歌刊物中，已是全世界最高水平了。
即使如此，这一数字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盛况相比，也无论如何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觉。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盛况多少是有些不正常的，是在万马齐喑之后，诗歌充当了时代排头兵的作用。对此，西川一言以蔽之：“上世纪80年代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正如多年后北岛终于明白了的那样：“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也就是说，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繁荣是在“诗人戴错了面具”的假象下发生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这有点类似今日小年轻的追星：你如果不追星，人家要说你有病。中国人喜欢犯这种“时代裹挟”病，也是一种自古就有的“集体无意识”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