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说，“组织也要把精力集中在发展企业的优点，发展干部、员工的优点上，不要聚焦在后进员工上。任总的这句话，在我看来很现实，对企业领导者而言，可能是无可厚非的，但却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必须努力，我不能落后。”
“华为是一个崇尚强者的公司。”该员工说，“华为是一个很现实的公司，深圳是一个很现实的城市，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
“现实”这个词汇，在采访中不断被人提及，“我能在华为站稳、晋升，就表明我有实力，也就意味着高收入。”不少员工敬佩华为的管理能力，“任总总能让你斗志昂扬，把你的潜力发挥到极至。”
对“自杀门”，华为内部有人认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必然会先体验改革带来的痛苦，而华为又是深圳改革开放的产物，社会转型期必须体验的痛苦就容易汇聚在华为爆发。
类似的观点，深圳18岁以上市民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在2007年公布的数字是21.1%，位居全国首位，其中抑郁症发生率7%，而全球抑郁症发生率为3.1%，深圳平均每年2000人自杀，远远超过了深圳2006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910人)。
在深圳这样一个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严重倒置的移民城市，大量张立国、张锐这样的外来人才缺少必要的社会系统心理支持，难以得到亲朋的慰藉，承受的压力必须独自消化，容易导致抑郁。
但这些观点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大背景的读解角度，就像你很难从自杀的员工身上找到“狼文化”、“床垫文化”是罪魁祸首的直接证据，你也很难就此给华为企业文化、制度设计开脱嫌疑，否则，一样的社会背景，为何只有华为遭遇了“自杀门”。
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说，华为公司在适当的时候会直面公众。但“任正非是一个一贯低调的人，一个低调的人，一个低调的公司，要改变一个风格，你总要给他一个时间。”
不少研究者把“自杀门”归责于“华为忽略了对员工应有的人文关怀建设与素质培养”。一位去职员工在天涯论坛上说：“回忆起在华为的日子，那的确不是什么快乐的记忆……因为我在华为的感觉就是窒息，就是感觉自己快活不下去了。这不是说工作量呀、加班呀这样的问题，而是整个工作氛围营造的。我不是思想家，不是理论家，我不想用什么长篇大论说HW体制的种种不好。但我是有情感的，是热爱生活并追求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