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说员工自杀，华为就是直接因素。自杀一定是多因素综合的作用，如果炒股、恋爱失败，仍觉得在别的地方，比如公司，感受到温暖，就不会对人生绝望。但问题是，他可能在绝望时，想到的都是工作的压力。
高层次人才在自我实现过程中，一旦认同了这种企业文化，实际也是把自己当作了手段，他们已经迷失，忘记了生命本身是什么，把自我实现当作了终极目标。
人性，永远是第一位的
《新民周刊》：华为“自杀门”留给我们怎样的思考？
章友德：一个优秀的企业除了实施经济目标，还有没有其他目标？或者说，为了实现这个经济目标，除给员工报酬，你还有什么激励，给员工以什么关怀，让员工疲惫的身心得以恢复？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华为，高收入成为企业驱动员工的主要动力，而员工也把金钱看作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高收入成为了克服高压力的唯一动力。
高收入的诱惑，相当多的员工自发地向机器转变。少数个体无法抵挡住团体的裹胁力量，更何况，若干学校有IT专业，你不做有人做，因此即便有很大压力，所有人都不愿意放弃。
《新民周刊》：华为也确实做了一些努力，譬如任正非的信，譬如安排心理医生，还有禁止员工在单位熬夜。
章友德：这绝对不是提几个口号就可以奏效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制度设计，这样的倡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除了本身任务的需要，员工之间也唯恐落后，因为你给他的丛林法则就是这样。我们承认狼性很重要，华为没有狼性就没有今天。但更要记住人不是狼，在日益人性化的今天，人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以人为本更不是用报酬和待遇来衡量的。
给狼性文化注入更多的人性元素可能你会成为更加优秀的公司。
《新民周刊》：有这样一个观点，在很多公司成长的过程中，伴随着利润的增长和资本的扩张，现代科层管理的组织严密性、效率始终是一些企业最重要的着力点，而对于人的思考却常常被淡忘、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被高薪酬化解。
章友德：社会科层制组织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说我把自己变为螺丝钉，需要把我嵌到哪里就哪里，但人实际不是螺丝钉，人有思想。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层制出现，每个分支结构都是为实现组织最大目标设计的。但科层制结构中，工具理性往往忽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下，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价值理性下，人还有其他追求，比如友情、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