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你的“易式说史”一点副作用也没有？
易中天：我承认，当学术被大众传媒介入时，按照传媒的要求和惯例，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作为学者，我觉得不光是我，都要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现在给自己的原则就是“大众口味，学者品位”，在做到让大众喜闻乐见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做到正确，把副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你说一个东西绝对没有副作用，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东西都会有副作用，吃饭吃多了还不舒服呢，那是不是就因为可能有不舒服就不吃饭了？
《望东方周刊》：你以前经济条件不太好，现在有钱了，打算怎么花？
易中天：是赚了些钱，但还没想好怎么花。给点建议吧（大笑）。
《望东方周刊》：经过这段时间，你自己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易中天：现在人一有点名气，就马上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刚开始媒体来采访我的时候，我还都是问什么老老实实地回答，也不会注意这里注意那里。后来发现，老是有人在我的话里找茬，稍不留心就成了头版。有的媒体还会找出我的其他事情来借事说事，比如我担任的其他社会职务。但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大家，在我去百家讲坛之前，这些职务大多都已经是了，硬要联系在一起，很没意思。所以，现在我也学乖了，说话做事都比较注意了。我知道现在做媒体的也不容易，竞争很激烈，总盼着自家报纸挖个独家头条，好卖又有影响。大家就互相体谅一下吧。我现在秉承的一个原则就是尽量在不伤害媒体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拒绝媒体，一个是我实在没什么时间，现在睡觉时间都很少，再次，我是个学者，需要有时间和空间来做我自己的专业，不希望有人老是来打扰。尤其我还想强调的一点，请各位媒体朋友不要去烦我的妻子，我的女儿，她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望东方周刊》：你上课的时候也像在电视上那么说吗？
易中天：电视上讲和课堂上讲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有很多限制，比如节目的时间段，形式，还有编导可以通过后期剪辑来完成的东西，它的目的是要达到比较通俗好看，因为他们观众的定位是18岁到80岁都可以看的节目。但课堂讲课的对象都是有相当专业知识和教育程度的学生，讲课内容也要按照教学大纲来设计，所以，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还有，电视上讲的，和书上写的也是两回事。《品三国》的书里，我增加了很多史料背景，把可以提供的史料出处尽可能地都标出来了。
《望东方周刊》：你以前在八九十年代也写过一些很正统的理论著作，为什么会突然转型写类似《品人录》这样的通俗书呢？
易中天：坦白说，如果你花了很多力气写一本书，难道你不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读到它吗？在80年代我写的那些书，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东西，但读者呢，真的是太少了，一本书写出来一万个读者都没有，这还是比较幸运的情况了，有时候甚至连100个读者都没有。你看着自己辛苦写的书，印出来没多久就进废纸厂了，你心里会好受吗？既然写了，当然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来读到它。当然，你会说，大多数学者不都是这样过日子的，也没看他们有什么怨言。但别人这么过，我为什么就必须跟着这么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