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品人录》、《读城记》、《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这一套书在当时被命名为“随笔体学术著作”的出版，被很多人视为你向大众转型的转折点。当时有什么背景？
易中天:当时，美学热已经退潮了，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美学体系，但没有反应，让我对学术界非常失望。《艺术人类学》拿了奖，在学术界是受到好评的，但关注还是不够。可以说，我对学术界越来越失望。体制和风气都有问题。大部分人，真的不是做学问，而是用这个来赢得别的东西，我称呼为“学官”，就是学术界的官员。在学术上出成果，可以当一个评委啊，什么会长、理事啊。尤其是90年代中以后。制度有了问题，评职称、评博导，要数字化管理。你有多少课题，有国家级经费。我总结了16个字: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行政干预，等级观念。我觉得这套管理方式是毁灭学术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别的学者看来，你也曾经是这套学术制度的受益者。我记得你在武汉大学毕业留校不久就被任命为中文系副系主任，这和你在1988年就出版了《〈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论稿》一书有关系么？
易中天:你把因果关系搞错了。我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是因为当时刘道玉校长花了很大力气把我留下来，他让我做工作，我一定要做。其实这个事情让我的著作推迟了两年出版。当时，职称两年评一次，如果书是1986年出版的，我就能评上副教授，结果后来一直到1992年才评上。我怎么能是受益者？根本就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到1992年你彻底对学术制度失望了？
易中天:对。我的第一本“随笔体学术著作”就是《闲话中国人》，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学术体制失望:真正的作品写得再好也没有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说的意义到底是指什么？
易中天:一个学说出来，总是希望有人关注吧，石头扔到水里还会响一声呢。我看到很多朋友，自己从工资里贴钱，省一点钱来出版自己的书，为了评职称，没有办法。一两万块钱出的书，除了送给几个朋友和同行之外，没有别人看。其实即使同行也不看。这种书我写它干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你还是希望学术能和现实联系起来，希望能经世致用？
易中天:我到厦门来，林兴宅老师跟我说了一段话，他在80年代是风靡一时的人物，他当时就跟我说，你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有结果。要么对现实有作用，要么对将来有作用。两个都没有，做他干什么？我觉得这个话很对。能不能影响将来的学术发展，我不清楚，那我就面对现实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你的书对现实有作用，作用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