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如果超级文化畅销书都要通过类似“百家论坛”这样的超级媒体以偷换概念的方式一本本制造出来，如果这种方式被一次次复制，其重要性再被一次次夸大;如果在大众传播中它本身就变成了虚拟的文化学术本身，类似说书式的历史传播慢慢误以为就是历史本身;如果即使文化普及的类型也越来越不能多样化，销售量成为看齐的唯一标准，那么文化基准就会不断降低，难道我们要滑向通过小人书来完成全民文化普及的水平吗？
不是危言耸听，文化基准的不断下滑其实已经是我们面临的事实。
不妨回头来看看那些曾经的畅销书们。80年代，我们毕竟有《傅雷家书》，有“走向未来丛书”，有“外国文艺丛书”，有“新知文库”。90年代，就文化普及层面，毕竟还有高阳、二月河、唐浩明、南怀谨、余秋雨、蔡志忠。进入20世纪，再来看看真正畅销的品种:它们变成了《狼图腾》、“奶酪”，然后就是韩寒、郭敬明们。不要再说自产学术著作、点校古籍、汉译学术名著的销量，即使翻译的小说名著，文化随笔，严肃作家作品，也越来越难以达到出版社不亏损的印刷线。
有人认为，90年代以后的畅销书品种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理由是因为走入市场经济，残酷的原始积累缘故，80年代相当比例的一部分读者因忙于实际的安家立业，或者读书兴趣日益分化，在多元化的多品种中稀释了，或者根本就无暇读书，于是支撑畅销书主体的才变成了青少年。但问题是，当既成的商业模式一旦成为图书操作的规则，当商业化利润成为图书出版中的重要标准，大鱼吃小鱼，满足小众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基准积累的品种就只会越来越萎缩与凋零。
这样的背景下，是不是应该有出版社能坚持文化至上原则？如果没有文化至上，文化基准的提高总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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