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与陈源发生的那场所谓“剽窃与抄袭”的论战中，人们多关注的是鲁迅对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辨别，这当然是问题的重心所在，而且也经由鲁迅的严正辩驳早已解决了的。与此相反，陈源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亦即所谓鲁迅痛“骂”学生抄袭的事情，则多少被忽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对《不是信》一文中论盐谷温的一段共用了11个注释，而论学生抄袭之事则一注皆无，可谓一种鲜明的对照。2005年新版的《鲁迅全集》增加了一条关于郭沫若的注释，附带提及了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诗一事，但因为也是把它作为无足轻重的问题，同样语焉不详。因此，鲁迅“骂”了没有，怎样“骂”的，“骂”了怎样，其中的事实、问题与意义，目下似乎也未见有稍显明白确实的考论文字。
要了解这桩公案的原委，先需参阅当事人的原文。引发事端的文章是陈源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西滢致志摩》(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相关的一段是这样的：“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矛头是指向鲁迅的，却又不直奔主题，而是先扯出“挖苦”学生抄袭的事，似乎别有所指。如果参照陈源在此前的一则谈论“剽窃与抄袭”的《闲话》(载1925年11月21日《现代评论》)，其中一些未明白说出的话大抵就可明白了。在这篇暗指鲁迅“整大本的剽窃”的文章中，有嘲讽批评家“不见大处，只见小处”的话，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是同样的语气。这意思是说，批评家盯住“一个可怜的学生”不放而对“思想界的权威”视若无睹；或者是，鲁迅自己也“抄袭”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总之，是不公平的。这看起来是讨公道、讲公理的，其实逻辑很奇怪。且不论“抄袭”嫌疑与“挖苦”事实的有无，批评抄袭问题是基本的学术立场与原则，就是骂了学生抄袭又怎样，又何错之有呢？而批评与严厉又怎么会是“挖苦”与“刻薄”呢？经鲁迅在《不是信》中的披露，陈源的笔法如此混乱不堪，原来只是为了凌叔华。凌叔华此时在燕京大学外语系读书，与陈源正处于热恋中。她的一幅图画与小说《花之寺》当时被人指出是抄袭琵亚词侣与契诃夫的。其实，图画事件经徐志摩声明，不过是场误会，小说之事亦是子虚乌有。按理说，是否抄袭、有无抄袭，径直说明，举出实证便是，但陈源回避问题，连凌叔华的名字也羞于提起。而且，非但不对凌叔华的问题做出正面论证，还以同样未经论证的流言来移祸鲁迅，这就不仅仅是学术态度的问题了。鲁迅说他“在有意或无意中碰破了一角纸糊绅士服”，实际上是有所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