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闲话》是为“一个可怜的学生”凌叔华辩护，《西滢致志摩》中的“一个可怜的学生”则另有其人。凌叔华是不大做诗的，可以肯定，“抄了沫若的几句诗”的此学生非彼学生。陈源在时隔两个月后还要扯出另一起学生抄袭的事来“挖苦”鲁迅的“挖苦”，并非同病相怜，自然也不是见其“可怜”，不过是以此学生来为彼学生喊冤叫屈，代问罪责，亦即：“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凌叔华诚然是冤屈的，但这种冤屈是可以用事实消除误会的冤屈。从始至终，陈源似乎都未认识到问题的实质是辩驳有无抄袭，而是凭借无端的猜想纠缠于风车、羊群的影子之战，吞吐曲折的文字背后，心思也是变形、扭曲的。
被陈源拿来做旗子为凌叔华辩护的“一个可怜的学生”，是时为北大学生的欧阳兰。他常用“琴心”的署名投寄一些抒情诗，被孙伏园误认是新起的女作家。他在1925年前后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与题为“寄S妹”的《有翅的情爱》，先后被人揭发抄袭了日本作家菊池宽的《父归》与郭沫若译的雪莱诗，他随即便以“琴心”、“雪纹女士”的女性化名，为自己大做辩护文章。陈源所说的“抄了沫若的几句诗”，就是那首《有翅的情爱》。从事件本身看，抄袭是真，辩护是假，非是“可怜”，乃为可恶。抄袭有违学术公德，首先是错的；明知错了，非但无悔意，反以女性化名的手法为自己曲加掩饰，更显卑劣。实在说，被误会的凌叔华是比欧阳兰“可怜”，不过陈源教授的辩护手法，似乎也并不比他眼里“可怜的学生”欧阳兰高明。
那么，欧阳兰的抄袭与做戏行径是否“该骂”？鲁迅在一则《通讯》中说：“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其实，一部西方《圣经》，通篇也多有耶和华对人类罪恶的诅咒与痛骂，就是被视作中国圣经的《论语》，里面何尝没有对宰予昼寝之类痛心疾首的詈辞？可惜的是，人间这种嬉笑怒骂的真性情与泼辣精神在讲究温、良、恭、谦、让的中国传统文化那里，被遮盖掉了，也被阉割掉了。无论事情的是非对错，“骂”本身即有违中庸之道，即被看作是不对的。鲁迅曾感慨说，中国并非学究们标榜的“文字国”而是“文字游戏国”，中国人往往“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就是蠢物”，所以大家“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我想，如果大家皆能有几分鲁迅式的道德耻辱感和决不宽恕的精神，少一些聪明人的敷衍与油滑，当下学界也不至于恶风猖獗，出现冠冕堂皇的“博导”帽子满天乱飞、屡被揭发的学术造假至今仍招摇过市的怪现状了。所以，鲁迅的原则是：“骂”亦有道，只要“知道”，就该“骂”。一旦发现问题，鲁迅是断不会“今天天气哈哈哈”地马虎了事的。但是，对于陈源的指责，鲁迅是否认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