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出了古典戏剧水平的纪录片
在日本战后的纪录片历史上，小川的“三里塚系列”被认为是“一座毋庸置疑的丰碑”，他确立的“定点观测”的摄影风格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亚洲的纪录片发展。
在彭小莲堆满书籍的小屋里，没有任何化妆品和奖品，只有小川绅介遗作《满山红柿》的大海报，镶着铝合金的黑色镜框，放在墙壁前，这部作品是由彭小莲最终完成的。就像德国导演文德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表达对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敬意，亲自跑到日本拍了一部《寻找小津》一样，彭小莲在7月出版了16万字的《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
10月，另一本与小川有关的书《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也推出中文简体版。翻译冯艳一直致力于小川的电影理念在中国的传播。这本书早在1995年就由台湾远流出版社翻译出版，书名为《小川绅介的世界》。没被引进大陆之前，它已被内地纪录片工作者视为“圣经”。第一届“云之南”的策展人和渊和他的朋友们，当年就传看过《小川绅介的世界》复印本。李一帆也是靠着这本“圣经”的支撑，才在三峡完成了《淹没》的拍摄。而冯艳在这本书影响下，放弃了环境经济学专业，开始从事纪录片。在10月份闭幕的第十届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冯艳凭借反映三峡移民的纪录片《秉爱》夺得大奖。
吴文光为《收割电影》中文简体版写了序言，不过序言的主体还是10年前的旧文《一种纪录精神的纪念——记日本纪录片制作人小川绅介》。吴文光的理由是，他“无法再写出十年前那种感觉了，虽然尊敬和敬仰依旧，小川依然让我高山仰止”。
在小川身后15年，吴文光、彭小莲和冯艳等一批中国纪录片工作者正用各自的方式纪念着这位给予亚洲和中国纪录片人诸多恩惠的日本同行和前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