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人们虽然感觉中国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国度，但在那里很难得到关于中国细节的知识，比如中国戏曲。而这些知识可以在美国得到。中国的戏曲让我很着迷，让我更喜欢研究中国的东西。
硕士毕业后，耶鲁准备让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实际上，以前我只是为了自己的乐趣学习中国，而读博士就意味着我要把研究中国作为自己的职业了。那时我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应该尝试这个研究，因为在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中国历史学家。
在1950年代，中国对西方还是闭关锁国的状态，我不能去北京，只得在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台湾做中国历史的研究。
《21世纪》：不能直接到中国内地吗？
史景迁：当时很难获得到中国内地去的护照，但是我可以比较容易地到中国台湾去。中国台湾当时有很多关于清朝早期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康熙的资料很多，我利用那里的材料做完了我的博士论文。我觉得康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我愿意做更多的研究。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后来会讲授中国历史课程，研究中国历史是一回事，教中国历史是另外一回事，我想跟西方学生分享我在研究中国历史中的乐趣，但发现很困难。所以我开始讲授中国的简要历史，不讲授其中的复杂之处，我主要选择晚明至今的中国历史来讲授。
我开始讲授中国历史课是在1966年，当时的中国对外界依然是隔绝的。这样，我在还没有到过中国的时候，就开始在美国讲授中国历史课程了。
《21世纪》：您是什么时候才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的？
史景迁：在1974年，通过耶鲁大学的科研项目，我第一次到了中国内地，直到这一年我才把英国、美国和中国三个国家真正的联系了起来。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对中国的强烈兴趣，现在我70多岁了，但对中国的兴趣和求知欲望有增无减。
《21世纪》：这些年来，您觉得中国所发生的比较重要的变化有哪些？
史景迁： 30多年的时间里，我觉得主要的结构性变化是经济的开放，不仅是对中国人内部开放，也对外国人开放；另外中国政府的执政方式也有所改变，政策变得更具有灵活性，也更强大了。
除此之外，从1970年代以来，中国的景象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然而我到中国的次数并不是非常多，无法做详细的比较。但当我写一些关于中国的书时，我都会去做一些实地考察，比如我写关于雍正的书时，我到过湖南，因此我对中国的乡村变化也有比较深刻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