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研究中国仍然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因为很多西方人不懂汉语，很难获得足够的知识。我曾经在一本书中提到，对西方人而言，中国是非常有趣的，其吸引力胜过了西方之外任何一个国家。
我曾经写过以西方视角来看中国的书，从马可·波罗时代到20世纪晚期，我的感觉是，一个国家的奇怪程度由外国的感兴趣程度来决定。
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对西方学者来说，是很让人着迷的。从13世纪，即从元代开始，西方社会对中国感兴趣的包括中国的丝绸、科学技术，以及各种技巧。
在西方有一种稳定的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最重要兴趣在于考虑中国是如何把这么大的国家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国家的。因为西方人很难打理他们自己的国家，频频遇到战争，仅在中国的元朝到今天这段时间内，西方所经历的战争即不胜可数。
第一批仔细分析中国情况的外国人来自天主教会，比如利玛窦。他们主要的兴趣集中在中国在庞大人口背景下保持秩序的能力。为寻找这方面的原因，他们到古典文献中寻求答案，同时他们还关注军事组织、法律系统等等。
600年来，西方从未停止过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有些时候是敌对性的，有些时候是友好的，今天依然如此。
《21世纪》：现在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史景迁：随着中国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我们对保持一个和平的星球更感兴趣，然而也更加担心文化冲突的可能性。
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美国学生希望学习研究中国，这是他们自主的选择，他们对中国的语言有浓厚的兴趣，对现实中国的机会和问题也兴致颇高，中国历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中美学生交流学习的机会很多，到中国来的美国学生都有很好的汉语水平，这比以前强多了，当然也比我强多了。有更多的学生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汉语，这在过去是不常见的。
现在在美国召开的很多学术会议，会议语言不使用英语，而是使用汉语。比如在耶鲁，我们开办了一些汉语的讲学机会，而不是让母语是汉语的人去说英语。我们也有一些学生集中起来讲汉语，类似于中国的“英语角”。
在美国之外，比如加拿大、英国，有更多的中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奋斗，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中国人更容易见到。
《21世纪》：是的，在西方中国人越来越多。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您会注意到，在国外有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