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我觉得，我们可能还不能确定孔子学院会有怎样的发展变化。很多人并不是很确切的知道这个机构，这到底是一个学术机构，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的非学术机构。你知道，在西方，还可能存在一些偏见，认为这是政治驱动的产物。
孔子学院最起码可以做一些基本的语言培训，让西方人有更多的机会理解中国。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
比如在英国，以前这些东西一般是由文化专员来做的，在大使馆内供职的。而现在中国有了更宽广的基础，在文化交流中，加入了语言教育的内容，也吸引了更多的兴趣。
中国的形象也可以由西方阐释
《21世纪》：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不是由中国现实决定的，而是由西方的需要来决定。中国形象应该由谁来阐释呢？
史景迁：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谁都可以做出解释。如果说，只有中国人才可以阐释中国，我将说“不”。中国自然可以阐释中国，但是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研究中国来解释中国。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解释依从了很不同的方式，自然也有很多时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会尝试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来解释中国问题。我觉得理解不同文化最好的方法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融和在一起。
即便是现在，人们仍然有不同的解释框架，中国依然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对中国的解释也在出现着不同的变化。在中国之外研究中国，这是很好的考量他们自己政府，衡量自己国家问题的机会。
有时候国外学者会对中国提出很多批评，同时，中国也在批评西方文化、西方的过度发展、西方自私的一面，我个人觉得这些批评是有益的。
《21世纪》：在这种相互批评中，存在多少沟通理解上的障碍？
史景迁：我的感觉是，关于中国的讨论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对语言的共同掌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已经逐渐习惯了使用英语之外的语言交流，比如俄语、日语，当然还有汉语，这会让人的思路开阔很多。而且现在即时沟通的工具也很发达，电脑可以使用特定的程序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比如，在即时聊天工具上，你根本完全不了解另外一个人，语言也不同，但是可以通过机器翻译来与其沟通，这是具有很大影响的事情。
直到50年之前，西方人学习汉语还得学习汉字的笔划，而现在，他们只需要使用电脑程序就可以翻译。因此，这对知识来讲是很大的简化，当然这对个人知识也是某种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