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徒步旅行决不是件游山玩水般的赏心乐事。好几次因为走过的地方，在国军剿匪战争之后，贫苦特甚，有时要一日夜不停才能够走出一个没有人烟的地带。身上需随时携带干粮，有时预先把信写好带在身上，若真遇到不幸，只希望有善心人士代他发那最后一封家信。（《市廛居》P.150）至于盘缠，则是由家里依旅行路线分次将钱汇至前头的城市，等吴讷孙到了再去领取。出外靠朋友，沿途遇到年长的人，吴讷孙满口大爷大叔，一路都有人帮他。那八个月，大江南北他走了大约一万五千华里（约七千五百公里）。
吴讷孙自己认为，由于这一番看山野农村的经历，使他了解了当时的社会，“体验到中国和中华文化，对他后来升学、读书以及对世界前途的思索有着极大的影响。”（《市廛居》P.295）。吴生长及求学过程都在都市里，对于中国农村及农民，他始终充满了温情及敬意。但究其一生的农家经历，主要就是这趟旅行。曾有人问他：“中国文盲占了百分之八十五，怎么现代化？”他的回答是，中国识字不识字的人算在一起，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都有教养。而且识字的人并不见得比不识字的老太婆、苦力、农夫有教养。（《市廛居》P.47）谈到文化遗产，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世与自然视为一体的人生观，在青年一代若因为西化、工商业、政治法律而被抛弃了，还来得及在农村中、老农夫、老农妇的行止中找回来。（《市廛居》P.45）这些观察与期许，恐多是来自这趟旅行。
西南联大与《未央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未几平津沦陷。八月，清华大学奉令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合组“国立第一临时大学”。十月十日，临大正式开课。一九三八年一月，南京沦陷，政府迁都重庆，只得再将临大迁往云南昆明。第一学期结束后，全校师生，分海路两途入滇。吴讷孙走的是海线，自长沙由粤汉铁路至广州，搭船至香港，由港乘轮至安南之海防，再自海防乘滇越铁路抵达昆明。临时大学迁滇之后哦，旋奉命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吴讷孙出发前把身外物都打发了，只将许多书同自七七事变起写的好几本日记，寄存在南开中学老同学在长沙的家里，这些东西后来在长沙大火里都烧成了灰。（《市廛居》P.05）
联大集合三校精英，可说名师如云。就文学院来说，中文系有诗人闻一多、朱自清、作家沈从文诸人，外文系有二十三岁就当上北大教授，又是文学重镇“新月派”的大将叶公超、学贯中西的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哲学系有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冯友兰等，历史系有雷海宗、陈寅恪、姚从吾、钱穆诸大师，无论人格、学识，都是一时之选。当时物资欠缺，生活清苦，瘴气疟疾横行，教室宿舍都是土砖屋茅草房。但这群来自大江南北的学生卧虎藏龙，日后却也出了不少名人。最著名的当然是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在当时的学生里，后来各领一时风骚的殷海光、吴讷孙还不算是顶有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