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信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准则，只知道北京的学术舞台上隔三差五就有闹剧开场，隔三差五就有新星升起。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被频繁地制造出来，然后迅速推向全国，而外省那些做梦也想“跑步进京”的风派学人们，则趋之惟恐不及。但如果我们对这些年北京学术界张扬的种种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一一推敲一遍，便不难发现其中固然有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同时也不乏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一些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其实不提也罢，并不妨碍学术研究的深入进行。甚至可以说，某些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根本就没有多少新内容，只不过把赵丽蓉变成了“麻辣鸡丝”，或者像北京某学人那样把孟子（Mencius）译成了“门修斯”。相反，倒是一些老名词、老概念、老口号、老主张、老提法，很需要有人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因为它们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弄清过。但没有人来做这种工作。因为做这种工作出不了风头出不了名，与“学界的领袖地位或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也没什么关系。
看来，北京学术界由平和而浮躁，并非完全因为这座城市变化太多太大太快所致，而是这座城市原本就有的官气和痞气在作祟。就拿前面提到的由一追赶时髦，鼓吹西方当代文学思潮”一变而为“大张批判旗帜，俨乎东方真理之斗士”来说，就决非胆小怕事或见风使舵，而是认准了一条道儿：“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新京派”为什么有点像“老海派” “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反置”，确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而且也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比如顾晓鸣在《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便是以此为题的。所谓“反置”，表现在学界，大约也就是北京学人变得浮躁，有些哗众取宠；上海学人则相对沉稳，显得治学严谨。不过，在我看来，那其实不过是一块硬币掉了个面而已。骨子里透出的，还是这两座城市固有的文化性格。正如杨东平所说，上海学人在研讨会上发言讲话极有分寸，就“不仅是为了政治保险，有时也是怕自己的观点被别人剽窃”《城市季风》）。这显然是上海人特有的那种谨慎，即商业社会中人不想在政治上惹是生非和不愿泄露商业机密的习惯所致。北京的学人则相反。他们当惯了中心当惯了老大，习惯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号令一出，天下披靡”。因此一旦“群雄割据，诸侯林立”，风光不再，众望不归，便不免失落。而一些新进人物又功利心切，急于“崭露头角”，巴不得“立竿见影”。失落感加功利心，就使得他们不甘寂寞，急于重建中心地位和正统地位。这就要制造热点，制造话题，制造明星人物，制造轰动效应，甚至不惜为此动用当年的“海派手法”。所谓“新京派像老海派”，原因便在于此。但，在京者近官意在名，没海者近商意在利，“新京派”并变不成“老海派”。更何况，老海派除“商业竞卖”之外，毕竟还有“名士才情”，是“名士才情一再加“商业竞卖”，新京派却是犯商业竞卖”再加“政治投机”，一点才情和趣味都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