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是一种讲究，而且是一种“穷讲究”。大城市里的人，多少都有些讲究。没有这些讲究，也就和“乡下人”差不多 事实上，农民进城，最不习惯的也正是这些讲究，比如进门要换鞋，饭前要洗手，吃饭要用公筷，睡觉前要洗脚，不可随地吐痰等等。这些讲究，即便最普通的平民和市民，也有。而且，穷归穷，讲究归讲究，所以叫“穷讲究”。但，各地的讲究，也不大一样。比方说，北京和上海就不一样。北京更讲究“礼”，上海则更讲究“貌”。上海人是“不怕天火烧，就怕摔一跤”，最怕“衣冠不整”，被人看不起。北京人的讲究则是“倒驴不倒架”，最怕困“丢份”而被人“小瞧”。所以，“四十来岁的下岗女工去菜市场买菜，跟相熟的摊主还是不好意思太斤斤计‘较。不过，主张和气生财的摊主也会给一点小小的优惠。这些北京近郊的农民很快就知道了应当怎么同北京人做生意，就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静言《最大气的城市：北京》）。
所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就是礼。或者说，礼数。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礼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情及其回报，即所谓“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往来，不仅是指物质上的，比如你送我酱黄瓜我还你腌萝卜之类胡同四合院里常有的人情礼数，更是精神上的，即对对方人格的尊重。这就是礼。如果“失礼”，不但别人不“待见”，自己也“跌份儿”。可见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而要尊重别人，又首先得学会尊重自己。如果自己先不先丢了“份儿”，也就没有资格敬重别人。
自重，正是北京平民的贵族精神，包括不自轻自贱，不妄自菲薄，不见风使舵，不见钱眼开等等。生活在一个饭要钱买的社会里，尽管谁都知道“一文钱难死好汉”，但既然要坚持贵族精神，就得坚持“人穷志不短一，不能因那么一点蝇头小利而让人小瞧了去。这正是前述下岗女工尽管生活窘迫，却仍不肯显得太“抠门”的心理原因所在。这里面固然有“贫贱不能移一的品格，也未尝没有一点“打肿脸充胖子一的矫饰，当然亦不乏北京人固有的大气和大度。不过，直接的原因，还是“磨不开脸一。脸面，对于北京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