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和北京不一样。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点儿风水，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子曲，懂得养鸽子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体面地活人，在吃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正如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而少有暴发户的虚骄和势利（《北京：城与人》）。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一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门了会不许你走正门。”（《上海的少女》）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爱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所以，上海人不会像北京人那样“耻于言利”，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从骨子里看不起暴发户，在内心深处憎恶买办气和市侩气，或装作对挣钱不以为然，对钞票满不在乎。上海人并不讳言钱是个好东西，也不认为通过正当途径为自己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当政策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第二职业”也为社会认可时，上海人立即就动作了起来，并像广州人发明了“炒更”一词一样，发明了“扒分”这个词。然而，北京人虽然也油嘴滑舌地说什么“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却仍有不少人宁肯把这种认识停留在嘴皮子上而自居“还有一亿在观望”中之一员。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新词汇的发明创造方面一贯领先的北京人，至今没有发明出“炒更”和“扒分”的北京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