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风格的孰优孰劣，在这里很难评说。但有一点则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北京的“和气”也好，上海的“周到”或“实惠”也好，其实都远远超出了商业行为本身，而具有一种文化上的意义。上海的“周到服务”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上海人的“精明”。这种“精明”是需要认同的。也就是说，当上海的店员为顾客精打细算或精心服务时，他们往往会在潜意识中要求对方是一个有资格享受这种服务的人。这里说的“资格”，主要就是精明与否，包括对“精明”是否敏锐和能否欣赏。在他们看来，顾客的计算能力和速度即便不能超过自己，至少也要和自己等值或相同。所以，上海的店员一旦碰到了被他们认为是“不懂经”、“拎不清”、“反应慢”的外地人，便会一肚子的不屑，一脸的不耐烦，甚至懒得搭理。
北京的“和气生财”却来自北京文化的“大气”。也就是说，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气”，根本就不是什么“服务态度”，而是一种“文化教养”。它是天朝大国的雍容气度，是世纪老人的闲适安详，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仁和谦让，是一个正宗北京人应有的教养或者说“礼数”。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该生气的。即便对方无礼，有教养的北京人也不该失礼，反倒应该更加和气。自己越是和气，就越是显得对方没有教养。这不是“丢份儿”，而是“拔份儿”；是宽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别的什么，都这样。有人说，北京的各行各业“咸近士风”，便正是看到了这种“和气”不但普遍，而且与“知书达礼一相关，有一种儒雅的底蕴，甚或是一种一书卷气一。所以，一旦这种“礼数”、“教养”或“书卷气”没了，事情也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北京人的这种礼数、教养、儒雅风范和雍容气度，可以从他们对待外地人的态度上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