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种交易买卖，是必须一方迁就于另一方的。老爷大人们当然不会屈尊下乡去采购，他们的仆人也沾光不会屈尊，自然只能由乡里人进城来交易。乡里人原本“卑贱”，摆不起谱；乡里人又很“好奇”，愿意进城。何况，乡村广阔分散，也不便于集中贸易。所以，“市”便主要设在城的周边，成为城的附庸和派生物，以及沟通城乡的中介。它的地位，当然十分卑微。可见，城与市的高低贵贱之别，几乎可以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
开始的时候，作为“城”之附庸和派生物的“市”，并不是什么社区，而是一种临时性的场所。上古的商业，并非经常性的行为，或三日一市，或五日一市。这时，四方乡民纷纷赶来交易。交易的场所，就成为“市一。交易一结束，这个地方也就什么都不是。直到现在，我国许多乡镇还保留着这种习俗，叫做“赶集”。但后来，贸易成了经常性的行为，也有了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临时性的“集”就变成了常规性的“市”，不但供交易所用，也供商人居住，而且也和“城”一样，有了自己的“土围子”。于是，“市”便成了社区。
不过，这个社区，是不敢望“城”之项背的。围“城”的是“墙”，围“市”的则是“垣”。垣也就是矮墙，叫：“卑曰垣，高日墙。”城墙高大魁伟，里面居住着王公贵族、高官名士；市垣低矮简陋，里面充斥着工匠商贾、贩夫走卒。这样的两个社区，当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市区”的位置，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也有一定之规：或在城南，或在城北，总之是不能进人中心地段，只能卑贱地匍伏在“城”的脚下，仰“城”之鼻息而生存。但，卑贱的“市”好歹总算进了“城”。这样，“城”与“市”就终于合为一体，变成了“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