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全中国人表演交往的舞台和场所，或者借用日本学者铃木荣太郎的概念，是全中国人“社会交往的结节机关”，当然是可以而且应该兼容全国的。所以，一来二去，北京话便几几乎成了咱们的“国语”（普通话）。
同样，开放也是城市的天性。从古到今，城市从来就是作为“中心社区”而存在的。它们或者是全国的中心（首都），或者是区域性的中心（省会、州府、县城等）。既然是中心，就必须向它的周边区域开放，既吸收又辐射，既统领又兼容。所以，北京不但“包容量”大，而且“吞吐量”也大。有一个数字颇能说明问题：现在的北京人，有四分之三是建国以后才进人北京的外地人及其子女。也就是说，不到半个世纪，所谓“北京人”这支队伍，就换了四分之三的“血”。至于北京向外地“输”了多少“血”，似乎不好统计，但相信也不在少数。
然而，北京的这种开放和兼容，似乎还不是或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那种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交往与交流。它似乎还更多地是以一种“天朝帝都”的雍容气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权，居高临下地吸收和兼容着外来文化和外来人口。较之上海和广州，它更像一个开明的君主或宽和的老人，以一种无所不包和见惯不怪的从容、淡泊、宽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为壮观，但当其绚烂之极时却又归于平淡。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大气”与“平和”，正是北京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它甚至几乎遍及于每个北京人，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