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识女性这样描述她对外滩的感受：“一面是中国流淌千年的浑浊的母亲河，一面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洋行大厦群，外滩浓缩着十九世纪中叶开埠以来东西交汇、华洋共处的上海历史，记载着这个如罂粟花一样奇美的城市的血腥与耻辱、自由与新生。夜雾微浮的时候，看够了江上明灭的灯火和远处城镇的轮廓，我常转过身，伴着黄浦江上无止无息的涛声和略带苦涩的河风，观望匆匆或悠闲的行人，猜度新月型的大厦群里哪幢是上海总会，哪幢是日清轮船公司、大英银行、意大利邮船公司……外滩，在我心中一直是上海最美丽的风景、最精致的象征。”（黄中俊《寻访城市象征》）
其实，外滩不但是上海的象征，也是上海人的骄傲。正如陈丹燕所说：“甚至在最为排外的五六十年代，上海出产的黑色人造革旅行袋上，也印着白色的外滩风景”（《上海的风花雪月》）。而那些介绍上海的小册子，也总是拿外滩的风景照作封面。的确，对于上海这样一个没有多少风景可看的城市来说，被称作“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无疑是最好看的 上海现在当然有了许多“更好看”的建筑，但它们都太新了，很难让人产生联想。外滩就不。走在外滩，你常常会在不经意中发现说起来不算太老却也沉睡了多年的历史，看到一些字林西报时代的东西，就像走在北京的胡同和废园里，一不小心就会碰见贝勒或格格，甚至和明朝撞个满怀一样。
外滩确实是“石头写成的历史”。那高低错落沿江而立的上百栋西洋建筑，那两座大楼间没有一棵树的窄街，那一盏盏老式的铸铁路灯，那有着铜门和英国钟的海关，还有那被陈丹燕称之为“像一个寡妇一样，在夜里背时而抒情地站着”的灯塔，都让你浮想联翩。如果你多少知道一点历史，又有足够的想象力，你就不难想到，在大半个世纪以前，这些路灯下站着的是些什么人，那些铜门里出进的又是些什么人。那是和北京城很不一样的。那时，北京城里皇城根下的各色人等，有前清王朝的皇族、旗丁、太监，北洋时代的军阀、政客、幕僚，下野的政治家，退隐的官员，做过京官的士大夫，圣人一样的教授学者，雍和宫的喇嘛，五台山的和尚，游方道士，算命先生，变戏法的，拉洋片的，串街走巷剃头的，唱莲花落要饭的，以及无所事事的胡同申子等等。当然还有妓女。其中那些最体面的，“头顶马聚源，脚踏内联升，身穿瑞蚨祥”，出进茶馆、戏园子和爆肚儿满，喝茶、票戏、不着边际地海聊。而在上海，在这个“十里洋场”的滩上，活跃的则是商业巨头、大亨、大班，洋行里的买办和大小职员，律师、医师、会计师、建筑师、工程师，报馆里的编辑记者，靠稿费谋生的作家，里里外外都透着精明的账房、伙计、学徒、侍应生，无处不在的掮客、包打听和私人侦探，掼浪头的阿飞、白相人和洋场恶少等等。当然也有妓女。其中那些最体面和装作体面的人，便会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头发一丝不苟地梳着，走进外滩那些代表着工业文明雅致时代的建筑，在生着火的壁炉前，品尝风味纯正的咖啡和葡萄酒，享用漂洋过海而来的雅致的生活。
外滩确实是“石头写成的历史”。那高低错落沿江而立的上百栋西洋建筑，那两座大楼间没有一棵树的窄街，那一盏盏老式的铸铁路灯，那有着铜门和英国钟的海关，还有那被陈丹燕称之为“像一个寡妇一样，在夜里背时而抒情地站着”的灯塔，都让你浮想联翩。如果你多少知道一点历史，又有足够的想象力，你就不难想到，在大半个世纪以前，这些路灯下站着的是些什么人，那些铜门里出进的又是些什么人。那是和北京城很不一样的。那时，北京城里皇城根下的各色人等，有前清王朝的皇族、旗丁、太监，北洋时代的军阀、政客、幕僚，下野的政治家，退隐的官员，做过京官的士大夫，圣人一样的教授学者，雍和宫的喇嘛，五台山的和尚，游方道士，算命先生，变戏法的，拉洋片的，串街走巷剃头的，唱莲花落要饭的，以及无所事事的胡同申子等等。当然还有妓女。其中那些最体面的，“头顶马聚源，脚踏内联升，身穿瑞蚨祥”，出进茶馆、戏园子和爆肚儿满，喝茶、票戏、不着边际地海聊。而在上海，在这个“十里洋场”的滩上，活跃的则是商业巨头、大亨、大班，洋行里的买办和大小职员，律师、医师、会计师、建筑师、工程师，报馆里的编辑记者，靠稿费谋生的作家，里里外外都透着精明的账房、伙计、学徒、侍应生，无处不在的掮客、包打听和私人侦探，掼浪头的阿飞、白相人和洋场恶少等等。当然也有妓女。其中那些最体面和装作体面的人，便会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头发一丝不苟地梳着，走进外滩那些代表着工业文明雅致时代的建筑，在生着火的壁炉前，品尝风味纯正的咖啡和葡萄酒，享用漂洋过海而来的雅致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