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却从来就不是什么“政治中心”。它也没有什么巍峨的城墙，而只有平坦开阔的滩涂。当然，它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也迥异于北京等城市。它的经济生活靠市场规律来运作，它的社会生活靠法制原则来治理，政治权威在这里远非是最重要的，而个人的聪明才智（或曰精明）反倒可能更有用武之地。上海人迥异于国内其他城市人的种种处世哲学和价值观念，比如余秋雨、杨东平等学者都曾指出的不关心政治、缺乏政治热情、不大看得起领导、没有集体观念、自由散漫、精明、会盘算、讲实惠、守规矩、重理性、世俗、西化、商业气息重、好诉讼而恶打斗，以及“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等等，无不根源于此。无论我们怎样评价这些处世哲学和价值观念，其与传统中国格格不入，则毋庸置疑。一句话，上海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的新型城市，上海人也是颇异于传统中国人的“都市新人类”。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他们是一个新兴的“部落”，一个不属于森林、山野、乡土、畜群，而只属于城市的“部落一，——城市部落。
于是，我就只好把他们称之为“城市部落人”。
于是，我就只好把他们称之为“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这个提法，可能会帮助我们揭开上海人文化特征的秘密。
余秋雨曾谈到上海人的“尴尬”：他们最看不起外地人，然而只要一查老底，却又个个差不多都是“外地人”。因此他们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其实，这正是“城市部落人”的特征。所谓“城市部落人”，就是只属于城市这个“部落”，而不必讲究其他的什么“来历”（比如“祖籍”）。这里必须强调指出，所谓“属于”，不是“户籍”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比方说，有的人，尽管在上海住了很久，却仍与上海文化格格不入，就不算上海人。相反，一个人，哪怕只是刚刚迁入上海，只要他与上海文化心心相印，那就是上海人。这就好比一个本族人，如果没有履行过“成年礼”的手续，就不算部落正式成员；而一个外族人，只要经过了部落的“成年礼”，就是这个部落的一员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论祖籍哪里，来自何方，只要进人上海，接受了上海文化的“洗礼”，在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诸方面都与上海文化相认同，那么，他就是上海人，就是上海这个“部落”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正是上海人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比如广州）人的紧要之处。广州也是中国异质程度很高的一个城市，广州人也和外地人大不相同。但是，广州与北京等地的差异，只有部分是城市性质不同所决定（北京是“城”，广州是“市”，详后），还有相当程度是地域文化不同所使然。所以广州人与内地人虽然区别很大，和其他广东人却差别不多。内地人一般把他们统称为“广东人”，并不分门别类地叫做广州人、汕头人、湛江人。尽管他们之间确有差异，但广东人与内地人的差异也确实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即便没有广州，广东文化也依然存在。但没有上海，也就不会有上海文化和上海人。上海人完全是上海这个城市造就的，因此只有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当然与传统中国人颇多抵忤。
道理也很简单：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农业生产是乡土中国的主要经济生活方式，中华文明主要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审美意识和生活方式，在传统中国人心中，早已扎下根来，已经成为传统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 而“城市部落人”却有着另外一整套全然不同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二者之间的格格不人，也就可想而知。外地人对上海人的种种“看不惯”，便多半因于此。
然而，城市文明毕竟要优于农业文明。上海人往往“看不起”外地人，原因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上海人足以自傲于国人的，不是权势，也不是金钱，而是他们那一整套全然不同于农村文明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即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亦即“城市文明”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是明显地优越于外地人那种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的。事实上，在上海人那里，“外地人”往往即等于“乡下人”，而上海人的社区性强于身份感，原因也在这里。他们很在乎是不是上海人，说到底，其实是更看重“城市人”或“城市部落人”的身份。因为只有这，才是能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本钱”。
显然，所谓“上海文化的社区性”，或“上海社区的文化特征”，也就是“城市部落”的文化特征。它既是现代城市的，又具有某些原始部落的特性。比方说，部落族民特别看重和自己部落文化的认同，有相当统一的文化习惯和行为方式，并很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图腾族徽、服饰文身、语言手势等）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上海人也一样。精明就是他们的图腾，上海话则是他们的身份标志，而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界限也划得很清。当然，上海人不是原始人。他们这个“部落”，比原始部落是先进多 比方说，原始族民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而上海人与“上海城市部落”之间的关系则是文化认同关系。而且，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不带任何强制性。同时，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也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相对独立、松散的“自由人”。因此，上海是一个“现代部落”，上海人则是“城市部落人”。
余秋雨曾谈到上海人的“尴尬”：他们最看不起外地人，然而只要一查老底，却又个个差不多都是“外地人”。因此他们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其实，这正是“城市部落人”的特征。所谓“城市部落人”，就是只属于城市这个“部落”，而不必讲究其他的什么“来历”（比如“祖籍”）。这里必须强调指出，所谓“属于”，不是“户籍”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比方说，有的人，尽管在上海住了很久，却仍与上海文化格格不入，就不算上海人。相反，一个人，哪怕只是刚刚迁入上海，只要他与上海文化心心相印，那就是上海人。这就好比一个本族人，如果没有履行过“成年礼”的手续，就不算部落正式成员；而一个外族人，只要经过了部落的“成年礼”，就是这个部落的一员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论祖籍哪里，来自何方，只要进人上海，接受了上海文化的“洗礼”，在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诸方面都与上海文化相认同，那么，他就是上海人，就是上海这个“部落”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正是上海人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比如广州）人的紧要之处。广州也是中国异质程度很高的一个城市，广州人也和外地人大不相同。但是，广州与北京等地的差异，只有部分是城市性质不同所决定（北京是“城”，广州是“市”，详后），还有相当程度是地域文化不同所使然。所以广州人与内地人虽然区别很大，和其他广东人却差别不多。内地人一般把他们统称为“广东人”，并不分门别类地叫做广州人、汕头人、湛江人。尽管他们之间确有差异，但广东人与内地人的差异也确实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即便没有广州，广东文化也依然存在。但没有上海，也就不会有上海文化和上海人。上海人完全是上海这个城市造就的，因此只有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当然与传统中国人颇多抵忤。
道理也很简单：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农业生产是乡土中国的主要经济生活方式，中华文明主要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审美意识和生活方式，在传统中国人心中，早已扎下根来，已经成为传统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 而“城市部落人”却有着另外一整套全然不同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二者之间的格格不人，也就可想而知。外地人对上海人的种种“看不惯”，便多半因于此。
然而，城市文明毕竟要优于农业文明。上海人往往“看不起”外地人，原因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上海人足以自傲于国人的，不是权势，也不是金钱，而是他们那一整套全然不同于农村文明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即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亦即“城市文明”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是明显地优越于外地人那种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的。事实上，在上海人那里，“外地人”往往即等于“乡下人”，而上海人的社区性强于身份感，原因也在这里。他们很在乎是不是上海人，说到底，其实是更看重“城市人”或“城市部落人”的身份。因为只有这，才是能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本钱”。
显然，所谓“上海文化的社区性”，或“上海社区的文化特征”，也就是“城市部落”的文化特征。它既是现代城市的，又具有某些原始部落的特性。比方说，部落族民特别看重和自己部落文化的认同，有相当统一的文化习惯和行为方式，并很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图腾族徽、服饰文身、语言手势等）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上海人也一样。精明就是他们的图腾，上海话则是他们的身份标志，而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界限也划得很清。当然，上海人不是原始人。他们这个“部落”，比原始部落是先进多 比方说，原始族民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而上海人与“上海城市部落”之间的关系则是文化认同关系。而且，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不带任何强制性。同时，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也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相对独立、松散的“自由人”。因此，上海是一个“现代部落”，上海人则是“城市部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