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个“城市部落”的形成，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原因。
上海城市文化性格的定型，大约是在本世纪前半叶。那时的上海，和今天的深圳颇有些相似之处。比方说，它们都是当时最年轻的城市，是现代化程度最高或最具现代性的城市；它们都由大量的移民构成，都引进外资搞市场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最密切，最能自觉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它们也都是急遽上升的城市明星，都为世界和国人所瞩目等等。有资料证明，从1930年到1936年（这也是旧上海的“黄金时代”），上海华界人口中比例最高的一直是21岁到40岁之间的青壮年，其比例高达38％左右；次为41岁到60岁、13岁到20岁两个年龄段，分别为近20％和15％左右，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青壮年人口比例还要更高。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年轻人总是最不安分和最敢冒险，最少牵挂而最敢离乡背井，最少成见而敢离经叛道，对本乡本土的索然无味和外部世界的精彩新鲜最为敏感，最急于到具有诱惑力和刺激性的地方去释放能量和一显身手。当然，他们也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比如那些“和国际惯例接轨”的东西。因此，正如今天闯深圳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当年闯上海的也多半是年轻人。年轻人朝气蓬勃，极富创造性。当他们来到一个迥异于家乡的地方，又接受了异质文化的熏陶时，就理所当然地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
但是，当年的上海和今天的深圳却有着根本的、本质性的区别，那就是：深圳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是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自己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种自觉选择。所以，深圳的每一进步，都易为国人所赞赏；深圳的每一成就，都易为国人所承认；深圳的每一变化，也都易为国人所认同甚至仿效。这样，深圳虽然也是一个全新的城市，深圳人也是全新的一族，却不会变成孤立的“城市部落人”。
上海诞生为一个新兴城市却完全是被动的。它的开放是被迫的，它的现代化也是被强加的。而且，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越快，现代化程度越高，也就往往意味着其被强迫和强加的程度越高。尽管上海人从这种被强加的现代化中得到了好处和实惠，但也因此招来了鄙视和骂名，被看作“洋奴”、“西息”、“假洋鬼子”，为较少被强迫现代化的内地人看不惯、看不起。因为所谓“上海文明”，所谓上海人的新生活方式，原本就和中国人过惯了的生活处处相悖，何况还是被鬼子们强加的？自然是反感之外又加屈屏，并因屈辱而更加反感。因此，当上海人因其现代化而看不起外地人，在外地人面前不免有点“趾高气扬”时，外地人心里便常常会响起这样一个声音：上海人，别忘了你们城市公园门口竖着的那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上海人确实应该记住这些国耻，否则，便会连吉普赛人也不如。
事实上，上海这个“城市部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二律背反中诞生的历史悖论。（图二十）它一方面是民族的耻辱，另方面又是民族的新生；一方面光焰夺
目，另方面满目疮痍。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它的城市人格也是残缺不全的，而且似乎也是一个悖论：一个衔接中国古今、吞吐世界风云的大都市，居然有着那么多的小市民。这些小市民的“小”，和大上海的“十，实在不成比例。他们是那样地“小气”（或曰“小家子气”），小气得简直没有名堂。比方说，他们的看不起外地人，用大讲上海话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自傲和满足他们的虚荣，就是“小气”的表现。中国人都是爱面子的，爱面子的人都难免有些虚荣，而大城市中人也多少会有些自傲。但是，别的地方人，即便是虚荣，也表现得大方、得体；即便很自傲，也做得大气、含蓄。似乎只有上海的小市民，才把虚荣表现得那么浅薄、露骨，一眼就能看透；把自傲表现得那么琐碎、脆弱，简直不堪一击。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弄不清到底谁该看不起谁。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不同凡响的海派文化和先进优越的上海文明，难道就是这些人创造的
当然是这些人创造的。只不过，他们在创造这些文明时，充满了痛苦和矛盾。作为身在其中者，他们比外地人更能体会新文明的优越，也更能体会被强加的苦楚，这就使他们一方面因“城市化”和“现代化”而沾沾自喜，另方面又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十分尴尬。
上海城市文化性格的定型，大约是在本世纪前半叶。那时的上海，和今天的深圳颇有些相似之处。比方说，它们都是当时最年轻的城市，是现代化程度最高或最具现代性的城市；它们都由大量的移民构成，都引进外资搞市场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最密切，最能自觉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它们也都是急遽上升的城市明星，都为世界和国人所瞩目等等。有资料证明，从1930年到1936年（这也是旧上海的“黄金时代”），上海华界人口中比例最高的一直是21岁到40岁之间的青壮年，其比例高达38％左右；次为41岁到60岁、13岁到20岁两个年龄段，分别为近20％和15％左右，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青壮年人口比例还要更高。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年轻人总是最不安分和最敢冒险，最少牵挂而最敢离乡背井，最少成见而敢离经叛道，对本乡本土的索然无味和外部世界的精彩新鲜最为敏感，最急于到具有诱惑力和刺激性的地方去释放能量和一显身手。当然，他们也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比如那些“和国际惯例接轨”的东西。因此，正如今天闯深圳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当年闯上海的也多半是年轻人。年轻人朝气蓬勃，极富创造性。当他们来到一个迥异于家乡的地方，又接受了异质文化的熏陶时，就理所当然地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
但是，当年的上海和今天的深圳却有着根本的、本质性的区别，那就是：深圳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是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自己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种自觉选择。所以，深圳的每一进步，都易为国人所赞赏；深圳的每一成就，都易为国人所承认；深圳的每一变化，也都易为国人所认同甚至仿效。这样，深圳虽然也是一个全新的城市，深圳人也是全新的一族，却不会变成孤立的“城市部落人”。
上海诞生为一个新兴城市却完全是被动的。它的开放是被迫的，它的现代化也是被强加的。而且，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越快，现代化程度越高，也就往往意味着其被强迫和强加的程度越高。尽管上海人从这种被强加的现代化中得到了好处和实惠，但也因此招来了鄙视和骂名，被看作“洋奴”、“西息”、“假洋鬼子”，为较少被强迫现代化的内地人看不惯、看不起。因为所谓“上海文明”，所谓上海人的新生活方式，原本就和中国人过惯了的生活处处相悖，何况还是被鬼子们强加的？自然是反感之外又加屈屏，并因屈辱而更加反感。因此，当上海人因其现代化而看不起外地人，在外地人面前不免有点“趾高气扬”时，外地人心里便常常会响起这样一个声音：上海人，别忘了你们城市公园门口竖着的那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上海人确实应该记住这些国耻，否则，便会连吉普赛人也不如。
事实上，上海这个“城市部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二律背反中诞生的历史悖论。（图二十）它一方面是民族的耻辱，另方面又是民族的新生；一方面光焰夺
目，另方面满目疮痍。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它的城市人格也是残缺不全的，而且似乎也是一个悖论：一个衔接中国古今、吞吐世界风云的大都市，居然有着那么多的小市民。这些小市民的“小”，和大上海的“十，实在不成比例。他们是那样地“小气”（或曰“小家子气”），小气得简直没有名堂。比方说，他们的看不起外地人，用大讲上海话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自傲和满足他们的虚荣，就是“小气”的表现。中国人都是爱面子的，爱面子的人都难免有些虚荣，而大城市中人也多少会有些自傲。但是，别的地方人，即便是虚荣，也表现得大方、得体；即便很自傲，也做得大气、含蓄。似乎只有上海的小市民，才把虚荣表现得那么浅薄、露骨，一眼就能看透；把自傲表现得那么琐碎、脆弱，简直不堪一击。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弄不清到底谁该看不起谁。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不同凡响的海派文化和先进优越的上海文明，难道就是这些人创造的
当然是这些人创造的。只不过，他们在创造这些文明时，充满了痛苦和矛盾。作为身在其中者，他们比外地人更能体会新文明的优越，也更能体会被强加的苦楚，这就使他们一方面因“城市化”和“现代化”而沾沾自喜，另方面又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十分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