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篇被埋没、被遗忘了的文字，在人们将鲁迅陈尸街衢争论不休时，它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是当年一位知青留下的《劫灰残编》，如今却如鲁迅《蜡叶》里那“乌黑”的“蛀孔”,“明眸似的”“凝视”着我，让我悚然而思。
我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我曾经说过，我自己，我们那一代人，或者还包括知青那一代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在“文革”后期走近鲁迅的。这里有两个机缘：首先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众多的年轻人被毛泽东赶到了中国的农村，这自然是一种反智主义的强迫改造，不能将其美化或理想化；但当人们离开城市与书斋，来到了中国的社会底层，与生长于斯的中国农民有了实际的接触以后，在思想感情上所发生的变化，也同样是真实而不可否认与抹杀的。这本《劫灰残编》的作者说得很实在:“到了山西沁县一个叫李家沟的小村，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才知道了我们的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这两个“才知道”，其实是非同小可的；尽管有些人后来又忘记了或故作不知道，但知道了并永远牢记在心、念念不忘者，就此生此世再也摆脱不了所谓底层情结了。而这正是走向鲁迅的通道。人们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而不只是在书本上）发现了鲁镇、未庄，发现了阿Q、闰土、祥林嫂，更发现自己就是阿Q与孔乙己时，才真正懂得了鲁迅。鲁迅的灵魂，他的思想艺术的生命之根是深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他和中国的底层人民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不了解中国的底层，特别是中国的农村，永远也不可能理解中国和他的最忠实的儿子鲁迅。
更重要的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终于从迷狂中清醒过来，用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人们告诉我们的一切时，我们经历了一次最深刻的绝望，按一位知青在一封通信里的说法，这是一种走向地狱般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用最冷酷的眼睛来观察这个社会，抛掉了那种行尸走肉还不能舍弃的装饰，我得到的就是最真实的结论：凡是死亡的事物，都带上了死亡的色彩，而这色彩，是用什么颜色也掩盖不住的。”（参看《民间书信（1966—1977）》，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388页）有了这样的绝望体验，人们就从根底上接近了鲁迅。《劫灰残编》的作者，正是在自己感悟到“前面是坟!坟之后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一瞬间，读懂了《过客》与鲁迅的。这是一次历史的遇合：正当中国社会孕育着巨大的变革（这就是后来的改革开放），敏感的民间思想者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地为此寻找与磨炼思想武器的时候，他们重新发现了鲁迅。鲁迅终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曲解与利用，以其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本来面目，参与到“文革”后期民间独立思考中，成为新的探索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劫后残编》的作者十分生动地回忆了他当年“在只有三条腿的歪斜的桌子上，伴着一豆油灯”深夜读“幸免于灰烬的鲁迅的书”的情景与感受:“读他的小说、散文、杂文、诗歌，就仿佛他所痛陈的一切、他所愤怒的一切、他所蔑视的一切、他所悲怜的一切、他所热切的一切，都直指着我们都直斥着当世的非人的一切。我常常边读边感到心灵的震颤。”这发生在鲁迅和经历了“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年轻一代之间的生命深处的共振，影响将是深远的。
于是，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这篇我们所说的被埋没、被遗忘的文字——这是《劫灰残编》的作者卢叔宁于1972年11月11日写给他的知青朋友志拴的一封信，是那个时代民间交流中的“鲁迅论”。
这封信是作者对收信人一个多月前的来信的回应。来信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为新的“启蒙运动”做准备，这正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考与讨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可以理解的:“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专制集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中国封建专制的根深蒂固，它的根基，远比枝干更深更长更广的根基，牢牢地密布于它所依附的大地上”。如作者在信中所说,“如果说中国未曾有过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是一个遗憾的话，那么能够进行更广泛得多的无产阶级启蒙运动就不仅可以补前者之不足，而且可以是一次社会思想的飞跃”：这几乎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而事实上成为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先声。我们感到兴趣的是，鲁迅正是被这样一个已经呼之欲出的历史运动召唤出来的：他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几乎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启蒙者”。这个认识决定了鲁迅对80年代的启蒙运动的决定性影响：这一事实无疑是有思想史的意义的。
生命的沉湖因此,“文革”后期人们在思考鲁迅的意义时，是与对中国历史的反省联系在一起的。于是，就有了这封通信中的如下讨论:“你提到启蒙运动，细究起来中国何曾有过启蒙运动呢?相反有的是蒙昧时代。自然启蒙也是有过的，但一旦启蒙者也坐上了以往自己所攻击的王位宝座时，启蒙者就变成了蒙昧者，启蒙运动也就为蒙昧教育所替代了。往日的市野上的革新者一变而成了王族、幸臣、侍从。”这里所说的“启蒙者变成蒙昧者，革新者变成新的统治者”的历史循环，正是鲁迅所要揭露的“彼可取而代之”的“阿Q式的造反（改革）”的本质。他早就预言:“此后倘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鲁迅在离世前三个月还在一封通信里，特地谈到后人不能理解他的这一“本意”的担忧。而鲁迅这一预言，却在“文革”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那个时代有一句相当响亮的口号，叫作“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讲的就是“彼可取而代之”；因此,“文革”的所谓“造反”，不过就是以连起码的游戏规则都不讲的新贵（以“四人帮”为代表）取代多少还讲点规矩的老官僚。因此，可以想见，1972年的这些民间的思想者在面对这样一个“走不出的蒙昧与奴役时代”的历史与现实，他们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而要走出这样的怪圈的第一步，就是要如鲁迅那样，敢于正视与揭露：不仅是“现代的前身”，就是“其后”也会产生新的蒙昧主义与新的奴役这一历史的循环现象。——正是在对任何形态的蒙昧与奴役的再生产保持高度警惕这一点上，鲁迅显示出了他的真正的启蒙者的意义。
不过，通信的作者卢叔宁和他的朋友首先要做的，却是要抹去“文革”的蒙昧主义强加于鲁迅身上的历史的灰尘。于是，又有了这同样沉重的文字:“鲁迅的境遇，在生时受到的是无穷的攻击和暗箭，而死后在一些人则庆喜地将他忘却淹灭，……更有一些人则以尊崇他的姿态将其摆在他们宗祠的祭坛上加以顶礼。其目的不过是用一个新的神像来装饰自己的门面或驱斥自己的政敌。……鲁迅的向着自己、他人、社会刺去的解剖刀变成了专向不祈祷不跪拜的异教徒的严厉的法剑。鲁迅在生时所无限同情又无情地批判憎恶的阿Q们，还有那鲁迅用厌恶与蔑视之笔画下的聪明人们（奴才、假洋鬼子等）在鲁迅死后，倒反过来将他‘聪明地’‘阿Q’化了，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和怎样一种痛心的悲哀啊!”没有比将蒙昧主义的死敌变成蒙昧主义的工具，更令人憎恶与痛心的了；这是中国的“聪明人”惯用的伎俩，而善良的人们总是对之缺乏警惕。卢叔宁们由此而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揭示这些该是新启蒙者的任务之一吧。‘还我鲁迅’该是鲁迅精神真正继承者的口号。‘还我真貌’则是鲁迅幽灵哀痛而深沉的呼号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80年代学术界所提出的“回到鲁迅那里去”的主张，正是对这一历史呼唤的回应。这本身就构成了80年代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写作于“文革”后期的这封通信也因此获得了某种文献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