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梁泰辰《北东园笔录》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盗入某令家，露刃胁之曰：“吾与汝均盗也，以盗得盗物，不得谓之盗。吾之盗，得财而已，不必杀人；汝之盗，常杀人以得其财，与吾孰贤耶？夫盗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为之，徒以贫故，不得已出此，计所历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较汝所为，曾未及半，而徒获盗名，甚无谓也。今独取汝盗，吾可以归里买田，恂恂为善人，不犹胜汝之终身为盗乎！”携其箧千金径去。某令大惧，不敢泄其事。
庄子早就说过：“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故事中的强盗非梁山草莽可比，真正是个世事洞明的智者。所谓名教世界，无非是给那些终身为盗者“正名”而已。说什么文忠公、文正公，戴什么紫金冠、白玉佩，写什么策对文、诗词赋，统统掩盖不了“大盗”的真面目。“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不过是贪酷的匹夫；乾嘉学派宗师的王先谦，不过是顽劣的庸人。这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家伙，居然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角，那么中国历史比《水浒传》还要糟糕得多。
近来，从报上时不时读到类似的报道，小偷将某某官员家中财物洗劫一番，而官员不敢报案。直到小偷被抓，才将官员牵扯其中，顺藤摸瓜，最后挖出一个大贪污犯来。我想，反贪局是无甚大用的，不如招安一帮神偷组成一个反贪组织，所到之处哪个贪官不落入法网呢？魏源有“以夷制夷”之说，但中国还是不免为夷所制；我的“以盗制盗”之说，说不定真能解决雷声大、雨点小的反腐败问题呢！
梁泰辰《北东园笔录》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盗入某令家，露刃胁之曰：“吾与汝均盗也，以盗得盗物，不得谓之盗。吾之盗，得财而已，不必杀人；汝之盗，常杀人以得其财，与吾孰贤耶？夫盗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为之，徒以贫故，不得已出此，计所历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较汝所为，曾未及半，而徒获盗名，甚无谓也。今独取汝盗，吾可以归里买田，恂恂为善人，不犹胜汝之终身为盗乎！”携其箧千金径去。某令大惧，不敢泄其事。
庄子早就说过：“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故事中的强盗非梁山草莽可比，真正是个世事洞明的智者。所谓名教世界，无非是给那些终身为盗者“正名”而已。说什么文忠公、文正公，戴什么紫金冠、白玉佩，写什么策对文、诗词赋，统统掩盖不了“大盗”的真面目。“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不过是贪酷的匹夫；乾嘉学派宗师的王先谦，不过是顽劣的庸人。这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家伙，居然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角，那么中国历史比《水浒传》还要糟糕得多。
近来，从报上时不时读到类似的报道，小偷将某某官员家中财物洗劫一番，而官员不敢报案。直到小偷被抓，才将官员牵扯其中，顺藤摸瓜，最后挖出一个大贪污犯来。我想，反贪局是无甚大用的，不如招安一帮神偷组成一个反贪组织，所到之处哪个贪官不落入法网呢？魏源有“以夷制夷”之说，但中国还是不免为夷所制；我的“以盗制盗”之说，说不定真能解决雷声大、雨点小的反腐败问题呢！
八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历史教科书中被归入“反动文章”之列。教科书背多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相信了，虽然并没有看过原文。
有一次，找来原文一看，方有触目惊心之感，要是这些年来我们照着这篇“反动文章”所说的去做，也就不至于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使鲜血浸透20世纪的史书了。适之先生分三个层次分析“主义”之害：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
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
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
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
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
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
都是人所共知的。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
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真理被贬为狗屎，岂止是真理的不幸！胡适还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主义的堕落，实际上是谈主义的人的堕落。我近来研究汪伪史，发现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原来大半曾是谈“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热血青年。周佛海、陈公博、丁默邨……当年哪个不是“主义”虔诚的信徒呢？最后落水当了汉奸。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历史教科书中被归入“反动文章”之列。教科书背多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相信了，虽然并没有看过原文。
有一次，找来原文一看，方有触目惊心之感，要是这些年来我们照着这篇“反动文章”所说的去做，也就不至于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使鲜血浸透20世纪的史书了。适之先生分三个层次分析“主义”之害：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
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
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
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
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
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
都是人所共知的。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
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真理被贬为狗屎，岂止是真理的不幸！胡适还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主义的堕落，实际上是谈主义的人的堕落。我近来研究汪伪史，发现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原来大半曾是谈“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热血青年。周佛海、陈公博、丁默邨……当年哪个不是“主义”虔诚的信徒呢？最后落水当了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