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魏晋间文人生活
从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乱起）到东汉晋恭帝元熙元年（晋亡），这二百年间，死个把人，本来不算得什么一回事的。汉桓帝时，已经“京师廨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到了东晋初年，“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鄢陵旧五六万户，今裁有数百。”这是怎样一个大修罗场！但史家好像不十分关心这些人的死活，只有几个女人的死，倒大书特书给后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文人给当局开刀，自黄祖杀祢正平始，曹操跟着他把那个多嘴的孔融杀掉了，曹丕又杀了许多文人，要不是看同胞手足之情，连曹植也几乎不能免。（其实同胞手足，曹丕也不十分管：任城王就给曹丕弄死的。）三国末年，那几个大名士，司马懿杀了两个─—夏侯玄和何宴，司马昭也杀了—个─—嵇康，他们的罪状大致是相同的，不孝。可是臧荣绪在《晋书·阮籍传》上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事，遂酣饮为常。……锺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倒是真话，我门都知道曹操、曹丕、司马懿、司马昭，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忠臣孝子；以“不孝”杀那些名士，不过是个托词。
有人问：曹操、司马懿，为什么一定要把文人来开刀呢？我们先找几件外国的故事来谈谈：希腊那么一个标榜自由的民族，为什么容不得苏格拉底那个大哲人多活几年呢？苏格拉底死的时候，已经71岁，迟早就要死的了；希腊人就有那么急性非赶紧解决这个人不可。苏格拉底原没有什么大罪过，只是逢人诘问，引起青年们对于现状的怀疑，使希腊人不再醉生梦死下去；所以控诉他的那三个人，梅利多斯（Meletus）等，说他“否认国家所承认的神们，另外倡道新神，使雅典青年腐败。”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法国大革命时候的人物，我们中国人最熟知的有一位罗兰夫人；她临死时候，对着自由神的石像说：“自由呀！自由呀！世人不知借你的美名，犯了多少罪恶！”她的丈夫听到她被杀的消息，也当天自杀了；身边留一小纸条，说：“但愿通国厌弃这种残杀无辜的罪恶，回过头来，发现真正人道罢！”他们夫妇俩都有欢喜教训别人的脾气，至死不悟！魏晋间文人，大概也害了这种多嘴的毛病的，什么事都要说出一番长长短短的道理，甚至有对黄巾去诵《孝经》的；“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谁耐烦听你的噜苏呢？我们读嵇康写给山巨源的信，就觉得可笑：什么“七不堪”，什么“二不可”，无非惹人头痛，因而送上断头台。这种毛病，连所谓田园诗人陶渊明都不能免，（诸如《杂诗》、《拟古》、《读山海经》诸篇，字里行间，都有愤激不平之气存在着。）更无论其他文人了。文人不得善终，在某种情形下，也可说是命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