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柏拉图写《理想国》的时候，只是第一句，他就改了九十次——“无怪柏拉图的东西是不堪入目了”，Samuel Butler在《笔记》(Note Books)中挖苦着说。一篇文章的“起”，确是顶难写：心上紧挤了千言万语，各抢着先，笔下反而滴不出字来；要经过好几番尝试，才理得出头绪，以下的“承转合”便爽快了。所以柏拉图写《理想国》的时候，他改了九十次的，也许只有第一句。
用对话体来发表思想，比较容易打动读者的兴趣，因为对话中包含几个角色，带些戏剧的成分；彼此间语言往来，有许多扯淡不相干的话来调节着严酷的逻辑。我们读的时候——假使不忙着古典文学或西洋哲学史的考试——兴味并不在辩论的胜负是非，倒在辩论中闪烁着各角色的性质品格，一种人的兴味代替了硬性的学术研究，像读戏剧一样。所以，为弄文学的人着想，不妨把柏拉图加进了Aeschylus，Aristophanes的队，他的对话便是绝好的道德剧(Moralitics)，不，还有笑剧(Farce)呢！譬如“Euthydemus”和“Gorgias”两篇对话，摹仿着诡辩家装腔作势的口吻，不就很像 Aristophanes的《蛙》（Frogs） 或Molière 的《女学士》（école des Femmes）么？ Epicurus开过柏拉图的玩笑，说他是演戏的人（Dionysiokolax），哲学史家从来不敢提起这句非圣无法的话，不过，照我以上所说看来，这句顽笑未尝不是真理。
柏拉图对话的主角最近又出现了一次，在J. B. Pratt的《宗教和哲学中的冒险》（Adventures in Religion and Philosophy）第一章里，是一篇比得上冯芝生先生的《新对话》的作品。
但是我要讲的五个人，五个近代最智慧的人，却全没有用对话写过书，只有山潭野衲(Santayana)的《地狱对话》（Dialogues in Limbo）是个小小的例外。他们都写着顶有特殊风格的散文，虽然他们的姓名不常在英美散文选那一类书里见过。
第一个是穆尔(G. E. Moore)，他是一般人不以为能文的，不比卜赖德雷(Bradley)，不比罗素，更不比雅俗共赏的詹美士和山潭野衲。但是他的是最特别的，个性顶强烈的文体。英国散文里也许有它的先例吧，至少我没有能找出来。有些像薛知微(Henry Sidgwich)，不过薛知微的不是好文章，滞重，散漫，拖沓，泥土气，犯了许多修辞学定下的规律。穆尔既干净，又斩截，透明似的清楚——只是不美。穆尔的光明洁净是无可否认的，只是不美观，像秃发的人的头顶。像秃子的头顶一样，他绝无暗示力，说一句是一句，是哲学家中最无生发，最无蕴蓄的人。他具有一切 Stendhal 认为良好哲学家的品性——“干燥，清晰，没有幻象”（sec, clair, sansillusion）(尼采《超善恶》第二章第三十九节引)。情感当然是有的，在文章中倒看不见。偶而流露一种枯冷的幽默，譬如瘪了嘴的人的苦笑，记得Montgomery Belgion在《鹦鹉能言》（Human Parrot）l里曾说穆尔的文章句句是综合命题(Synthetic proposition)。穆尔的胆跟他的心一般的细，每说一句话，总要填满了缺陷，补足了罅缝，不留丝毫可指摘的地方。说着一句，又缩回了半载，用了一个字，倒解释了一大套，兜着数不清的圈子 (Ours, de tourset re-toure)，极少直捷痛快一口气讲下去的。你找不出一句废话来，偏又觉得烦琐。他似乎不仅把理由(Reasoning )告诉我们，并且要把理解力(Understanding)灌输给我们。所以有许多人嫌他“费力不讨好”；贝子仁先生(E. S. Bennett)对我竟说他是“Insufferable bore”。在他那本《伦理学》(Ethics)里，这许多特点最显著。《伦理原理》（Principia Ethica）的文笔倒是极爽利的，想是少年著作的缘故。至于穆尔辩论的方术，在《哲学探究》(Philosophical Studies)中顶看得出，碰见了一个问题，老说自己不大懂，表面上是让步，其实是缩短战线，巩固阵地，这一点极像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