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八二二年的法国当时正是王政复辟(查理第十)时期，波旁王朝这时除了为贵族们贪婪地搜括钱财以外，什么也不能做，也不想做，实在是日渐颓败了。文学界是假古典派仍然在抄袭中讨生活，他们不是强大，而是顽固。尤其是戏剧舞台上，经过十七、十八世纪精心培植，更没有多少变动。演员们穿着绣花衣服，头戴洒上白粉的假发，短裤高靴，一举手、一投足都遵循着陈规旧矩；戏剧里用词遣句只能是所谓“沙龙语言”(或者说是“客厅语言”)，有些字眼被认为是粗俗不雅的，因此不能入戏(譬如司汤达在这本书里指出的“手帕”〔le mouchoir〕，“手枪”〔le pistolet〕)；古代戏里父亲称儿子为“先生”，两个挚友之间互称“大人”，此时还原封不动；尤其是沿袭下来的所谓“三一律”中的地点整一律和时间整一律(整个戏发生的地点不许变换，时间必须限制在一昼夜内，即戏剧情节发展不超过二十四小时，或限于情节发展的最后三十六小时之内)必须遵守，否则就被认为不逼真；除此之外，就是要用诗体写剧。这些古老的东西紧紧束缚住新文学的创作，也紧紧束缚住当时人们的思想。
但是时代变了，这个时候的所谓古典主义已经不是十七世纪封建盛世的古典主义了，那时古典主义曾经发出过光辉，而这时复辟王朝本身也只是封建势力的回光返照，因此，这种反映在文学上的东西早已失去了现实感。活生生的内容不见了，剩下的是根据习惯必须墨守的院定形式，一只空壳子。
在《拉辛和莎士比亚》中，司汤达提出了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形式决定内容还是内容决定形式？是宁可为了内容而寻求适合它的新的形式，还是仅仅为了顾全形式而背弃内容呢？
假古典主义就是形式主义。它的拥护者往往为了维护昔日古老的形式，不得不敷衍成章。这种作法能使茁壮、新鲜有力的东西变得毫无兴味，苍白乏力。古典戏剧要求用亚历山大诗体去写。诗体或是协韵本应是为了在表达上增加效果，但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反而会削弱它的话，那么这种形式就成了多余的东西了，诗人又要它做什么？司汤达在书中用这样的例子说明这一问题：
法国历史上有个国王亨利第四(在历史上这算得上是一位革新者)讲过一句话：“我希望我的王国的最穷苦的农民至少在礼拜日能吃到炖鸡。”可是这句质朴的话到了假古典派笔下，就文绉绉地变成非常枯燥无味的四行“诗句”了(并且原诗韵很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