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陈丹青杂文自选集《退步集》
相比陈丹青有些沉郁伤感的油画，他的文字竟出人意料的泼辣。
“文革”时期的上海，我有位英俊画友，见面看画，神色鄙夷：
“你不懂色彩。色彩，要浓郁，你懂吗？”他漂亮而严厉地盯着我，教我“浓郁”二字怎样写法。再就是关于我的“笔触”，他也鄙夷得有道理：“要拙！拙，你懂吗？”
我们背地里叫他“浓郁”。“浓郁”传达了他的老师的结论：上海人基本上不懂油画。 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年跟随的老师，是一位分配到上海的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生。
在我学画的年代，一位出身中央美院的画家必是被外地同行们随时提醒着他的出身，远远地敬畏着，奈何不得——不因这家伙画得怎样，也不因他姓甚名谁，而仅仅因为他的出身：“中央美术学院”。
我未曾想到的是，不但外地，即便到了外国，出身中央美院的家伙仍竟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身份，仿佛党员。有几回纽约穷哥们儿聚会，电话通知，对方竟是卑怯：“你们中央美院同学聚，不合适吧？！”日后我与一两位海外校友终至疏远，便实在是看不起他们吃饭走路、见面握手的一脸“中央美院”相。
画友“浓郁”后来倒是并没投考美院，“文革”收束，他娶了拉丁女子，去了意大利国了。
今日的中央美院恐怕应该改称“北方美术学院”：上海人在考生中早已绝了迹，江南人也稀罕得很。如今中央美院的考生“大户” 是哪儿呢：东北、山东、河南、河北……怎么会呢？我离开太久，不得知。在我上学那两年，各系同学的来路广得多了，单是我这一届便有五六位上海人，近二十位江南人。而中央美院建院初期的青年教师中，据尚谊老师给我计算，全院只有三位真正的北京人： “我、詹大、侯一民。”上辈师尊，更是绝少北方人：徐悲鸿苏南人，吴作人皖南人，古元、李桦、罗工柳广东人，董希文绍兴人，江丰本贯浦东，死后遗嘱是骨灰撒在黄浦江。
说来这也是民国的渊源了。我总以为旧上海其实等于纽约，人往那里跑：小小美术圈，除去日后留在南方的老画家，就我所知，或暂或久涉足上海的中央美院老前辈便有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叶浅予、吴作人、董希文、许幸之……而美院两代中老年教师，倒反不倨傲，不轻佻，大抵平实自尊，这些“美院旧部”说起“美院旧事”，还对美院历年的身世际遇，摇头叹息，虽则叹息之中，还是对美院的牵挂与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