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座的惊人之举
1929年，我报考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年外语系招收差不多40个名额。
第一次碰见钱钟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我们那时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我进了教室，看见大约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个椅子上坐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我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这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了我。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谢。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当天下午有人来找我同宿舍的许振德(当时我们住的宿舍是旧房子，五个人一间，新大楼正在建设中。同宿舍的还有两位广东人，一位叫方稚周，人很厉害；另外一位广东人名叫石伟，是学社会学的，人挺好，毕业五十周年纪念返校时大家都还见了面。还有一位物理系的同学叫何汝楫，是浙江人。许振德是山东人，不喜欢和南方人同居一室，过了几天就找了个小屋搬走了)，原来来客就是在我笔记本上写笔记的那位同学。老许介绍说，他叫钱钟书，他俩在同一个英语班上。我和钟书就是这样认识的。
钱钟书看见我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钟书父亲钱老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后来他又看见了别的书，其中有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他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我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这样，我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钟书友谊的开始。也就是这时候，我知道钟书很崇拜约翰生。后来几十年我虽未见他提及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欢看各种字典，也许与他崇拜约翰生有关。
我们两人是同年出生，生日也很相近。但他的博学多才与勤奋都是我望尘莫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