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先生经常买来新的西文书，他看了之后要写篇文章介绍。这些文章写好后总是请钟书代他送给《清华周刊》。当时在清华教授中，知道和了解钱钟书的人除了本系的两三位先生以外就是张先生。大约在1934年，张先生编《大公报》之副刊“世界思潮”，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当年，张申府先生的这句话，并非夸饰之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钱钟书和张岱年先生都已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足见张先生预言之准确。
“三剑客” 香山快游
1932年的一天，许振德找了一位他熟悉的人来给我们三个人在我的宿舍（133号）窗户外照了一张相，这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唯一一张合影。
钟书和我除了在学校散步外，不曾到校外游玩过。1933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来找我们一块儿去逛颐和园。我们步行到了颐和园，看见有几头毛驴。许振德说：“咱们骑毛驴去碧云寺逛逛吧。”钟书和我都没骑过毛驴，我俩战战兢兢地骑了上去，由驴夫牵着到了碧云寺。在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在庙里转了一小圈，老许提出去香山，于是我们就顺便游逛了香山，还想到八大处，可是到了卧佛寺，时间已经不早了，就又返回香山。
在香山到处乱转了一下，走到香山大饭店，老许说：“咱们今天浪漫一下吧！”就去香山饭店住了一夜。那时候好像香山饭店住一个大房间只两块钱。但是要吃饭，三个人带的钱就都不够了，只好每人两毛钱吃了一碗面条。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在北京的旅游。老许说“咱们够浪漫了”，又戏称我们是“三剑客。”大概是头一年才看了《三剑客》的电影，因此想起了这个绰号。以后老许就经常提起“三剑客”，常提起香山那个浪漫之夜。
1932年5月初，学校里忽然召集紧急大会，说“梅校长有重要报告”。届时开会了，梅校长说：“接到北平行营的紧急通知，昨日我国和日本的谈判已经破裂，决定打仗，跟日本人在北平打仗，我们要坚守北平，所以学校要停课疏散学生。”于是，散会之后，在新大楼宿舍外突然之间来了许多小汽车和三轮车之类，大家就纷纷地离校，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骗局，害怕大学生反对卖国的“何梅协定”，闹学潮。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在动乱中马马虎虎结束了。我们的毕业很凄凉，连毕业典礼都没举行，大家就作鸟兽散了，我与钱钟书朝夕相处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我和叶师、钱钟书师生三人当年亲密无间同声相应的日子也至此告终。(韩石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