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不能再说下去。
回家以后，我又恐怖起来了。心想把保管箱里的金条取出来，但是，他既关在里面了，我又把这东西交还给谁呢？但尽管让它放自己的保管箱里也不妥，几次开了保管箱，想把这东西另放到别处，想想却又不敢捧着这累人的东西在路上走。假使恰巧碰着奉命调查的暗探呢？唉，窦先生说得不错，那时候人家咬定说我是同谋的，人赃俱获，我不是百日莫辩了吗？
我将如何是好？
史亚伦的信像雪片似的送出来，要我快快设法。说他在里面如何受苦，再不出来就要瘦死狱中了。每次送信都要付力钱，又常叫我把大量钞票交来人带给他，说在狱中买什么东西都贯，而同室的犯人又常要他请客，不答应他们是要吃拳头的。他叫我把他的‘货物”卖出一部份。
但是我终于没有方法救他出来。他在信里大怨恨了，问我是否在借刀杀人，以他之死为幸。他的东西在我处哩，“以他之死为幸”，岂不是他死了，东西就归我所有了，他白白得了恶名声，又吃尽了苦头，结果却便宜了我吗？唉，史亚伦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万一他恨极了，宁可与我同归于尽，咬定我是他的同谋者，我将何以自明呢？窦先生虽劝我不要管事，但我看这事是不能不管的了，最后只好去找一个张律师。
张律师对我说：“军事法庭是不能请辩护人的，不过可以代撰状，还有…战者我替你另外想想法子吧。”
我说：“撰状也得先知道了被控什么罪，才好自己声辩呀。史亚伦送去好多天了，而他们迟迟不提审，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张律师笑道：“这缘故你真的不知道吗？迟迟不提审，就是等你去同他讲条件呀。现在史先生自己既关在里面，不得自由，一切就靠你将小姐决定了。假使等到正式开审后，则公事公办，想法子起来恐怕多麻烦哩。”
我这才恍然大悟，但是法子应该怎么想呢？张律师说道：“司令部里的情形我比较生疏些。若说是法院呀，他们有的是跑街……”说到这里，他见我的眼睛睁大起来了，知道我不明白其中情形，便解释说：“这跑街是专替法官拉生意的，因为一个做法官的即使想受贿也得有人家肯纳贿呀，这种事情不便直接谈判，使得仰仗中间人了。老实说一句话，我在上海当律师已经有十几年了，这些法院的跑街我都认识。不过我嫌他们的帽子太大，譬如说法官要一千万吧，他们非向你开口要三四千万不可，当事人出了钱都落到横里去了，太不合算。我是直接同里面有交情的，史先生的事情只要能够移解法院，我便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