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明天不到九点钟光景他又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穿制服的中年人，看样子还很威武的。他替我介绍说这位就是他的亲戚王先生，住在淮海路十号A，同所长是要好朋友。我说：“一切全仗王先生帮忙。”王先生也就客气几句。于是史亚伦的难友，就叫我到别室去谈几句，问我“东西”预备好了没有。我说预备好了。他就同我商量，这“东西”最好先交王先生送去，因为我们在监狱里，见了所长不好当面行贿的。我想想他的话也有道理，况且他又陪着我同去，不怕出什么毛病，便将一根条子交给姓王的先持去了。
到了九点多钟，他就陪我到司令部看守所，这时候铁门已开，外面长蛇阵似的又排列着普通接见的人了。他叫我在稍远处等候着，不要多说话，这种事情给别人知道了是要出毛病的。于是他就进去说是先要向所长打个招呼。半晌，他出来了，对我说道：“所长讲这时候恐怕人太多，进进出出似乎不很方便。不如到下午二时再来特别接见吧。”我无奈只得快快要回家去，他还说我们不必回家了吧，就在外面吃了午饭，再到这儿来。我想吃午饭还早着哩，也没有心思同生人多应酬，便坚决要回家，叫他到了下午再来接我。谁知道这次可出了毛病，我在家里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也不来，晚上找到淮海路十号A问时，那里又有什么姓王的呢？这才知道遇着骗子，然而却也不便声张，只得自认晦气罢了。
不过后来我毕竟也达到特别接见的目的了，是张律师替我设法的，没花半文钱。所长对我很客气，叫我坐在他自己的房里，而把史亚伦叫人带出来同我面谈。
史亚伦这才详细告诉我事情经过的情形：他本想骗他二条活动费到南京去的，混了几天便回来，说是活动费已用完了，事情一时还没有把握。后来想想横竖是一个骗，索性骗得大一些阳，就告诉犹太人说事情已谈好了，有一个很有势力的军官答应帮忙，只要你把二十根金条付出去，被扣的货色在三天之内就可以发还给你了。犹太人本来不肯，说是先付半数吧，待货色发还后再行付齐。史亚伦便作色而起说这样可不用谈了，他本来是替朋友帮忙性质的，能够省事还是省些事好，请你另托别人吧。犹太人瞧着没奈何，也就答应下来。不过这金条一定要当着军官的面交付。史亚伦说很好。于是他又想一个办法，同军官约好——他同军人根本没有说起过这么一回事，只说有个外面朋友要请他吃饭谈谈，于是大家仍旧到三台酒家去。犹太人先到，不久他同军人也去了，他把犹太人拉到一旁，附耳告诉他说军官因为颜面关系，不愿当面接受，只三人言定了，他要先走一步，那东西由我带去交给他就是。犹太人因那个军官既已面谈了，想想也就不妨，便答应下来。那天他们在三台酒家定了一间雅座，完饭时间又提早了些，所以周围更无别人。可以畅谈无忌。那个军人是不懂英语的，犹太人又不懂中国语，于是他便从中捣鬼一番。吃饭毕，他对军人说是犹太人还有别的事要同我讨论哩。于是军人先告辞走了，他就这样骗到了“东西”。我问：“但是那个军官将来若知道了不会出来作证吗？”史亚伦笑道：“他这次在事实上虽然是给我做傀儡的，但在别人眼里看来他的确也像个同谋嫌疑犯呀，他是自己避祸还来不及哩，那里还敢挺身出来替犹太人作证？我若再小心一些，至多也不过打他一个招呼，给他些好处罢了。况且我在进来的前几天知道，他已经不在上海，到南京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