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虹，1957年生于四川，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文艺学专业博士后，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工作，2002年调入人大中文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虹其实并不算老资格的人大人。他的生与学，都在南方。但他死在了北方，死在了人大。这使他成为人大校史上一个再也抹不去的人物。
“自杀不易，活着更难”，这是余虹教授的遗言。出于为逝者讳，我们不必再去纠缠他纵身一跃之前想了些什么。
这个50岁男人留给人大的，除了一室藏书，还有一种比照：与“活着”这种难以言表的压力相比，与做一个“大写的人”这种至静至深的诉求相比，人大的追求与苦恼，人大人的无数痛和爱，又都算得了什么。
余虹教授飞身而下的北京世纪城小区，东距人大校园3公里，西距逶迤西山不过5公里。新老人大人，聚居世纪城。这里，盛装着人大人的交加爱恨。
N年来，人大苦于校园狭小，实在装不下扩招而来的拥挤和MBA们的纷乱，更装不下所谓一流大学的抱负。于是，学校斥资买下了世纪城的几栋楼，动员教授西迁。迁之难，难得纪宝成校长早生华发。直到他祭出先迁走幼儿园和附小的杀手锏，才使教师队伍里的爸爸妈妈们心慌、爷爷奶奶们动摇，呼啦啦一阵风似的西出校门阳关道，出门才觉天地宽。
人大人擅长以哲明理、以史明志、以马列明方向。这次，他们的方向似乎选对了。如今的世纪城，不仅成了西四环之内房价翻番的宝地，而且亚洲最大的购物中心也在此拔地而起，向“臭老九”们致敬——世纪城里的人大人，住着校园里不敢奢望的一百多平方米。居而舒坦，这是比什么都硬的硬道理。
凡人之生涯，乐中总是苦，喜中常带悲，哪怕贵为或“廉为”人大教授，也不例外。教授们的窗下，如今不再是校园里葱茏的槐荫，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商肆和一天到晚不打烊的食肆。而世纪城新居那每月不过两三百元的物业费，对于从文科院系带着两袖清风退休的老一代人大人来说，仍然是一小缕挥之不去的心痛。
余虹，并不是这些快乐与痛楚的经历者。他游走南北，五年前抵达人大这个人生终点站时，直接入住了世纪城的新居。人大待他不薄，不仅没让他体会老人大人那些犄角旮旯里的苦乐，还把他树为某重点学科的带头人。在这个一边飘雪一边飘下余教授的冬天，人民警察可以果断排除他杀的可能，人民大学则可以基本排除这两种可能：余虹教授是因为不习惯交物业费，或因为学术上不见出头之日，而选择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