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位教授的出头之日，却不见得是一所学校的出头之日。余虹之离去，跟人大无关；余虹之存在，却跟人大的命运相关。
近十年来的人大，建起了足以让全国同行集体流口水的办公楼，让教授们住上了“高尚社区”的大房子，但收之于大楼，却有可能失之于大师，学科建设的走势，并不令人乐观。那些贵为人大立校之本的文史哲学科，似乎正逐渐失去在全国高校曾有的遥遥领军之尊。老一代大师们迁往世纪城含饴弄孙之后，新一代顶梁柱从数量到质量都成色一般。至于纪校长热衷建立、媒体们趋之若鹜的新兴学科，如国学院等，虽名声在外，却积淀仍薄；批量引进的大批新人大人，虽带来了学术活力，却几无人大文化的传承，可以悄悄地来，也常轻轻地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却带走一个学科。
余虹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来到人大的。他所体会的这五年的人大，正忙于大兴土木，忙于用广揽各路豪杰的速成法，来弥补学术队伍梯队断档、后继乏人的窘况。余虹生前并未对人大发表过怨言，这并不出人意料。更多的人大人，正为有形的大学如此日新月异而喜于形，为无形的学科无奈日渐平庸而憾无言。
事实上，在浮躁中尽享浮华的浮萍般的大学们，又有哪一家可以鱼和熊掌兼得、有形无形尽收呢？也许没有。所以，似也不必过于苛责人大。
但也许，人大应该比旁人更无限接近这个目标——这里毕竟是研究辩证法的摇篮。大楼和大师，占据校长的左兜和右兜，单取前者而弃后者，可谓阳虚；单取后者而弃前者，可谓阴虚。开放与传承，如同学校的左眼和右眼，只睁左眼，难免立足不稳，爬不上人大东门外那著名的天桥；只睁右眼，难免眼界狭小，走不出区区海淀黄庄这一亩三分地。
人活七十古来稀，学办七十不足奇。以百年大学的标准来衡量，七十岁的人大，仍似弱冠，一切成长中的烦恼，都值得原谅。余虹是带着对人大的祝福离开的。临别之际，只托付毕生藏书于人大，足见其有着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单纯而平静的内心。余虹之死，对人大人来说，则是一次意外的提醒——
在我们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之外，在关于人大前途的众说纷纭之外，其实，还有着另一层只有余虹自己占据着的精神世界。那些我们所恼怒的东西，或许并不能激怒余虹；那些我们为之欣喜的东西，或许并不能吸引并留住余虹。在得失之外，还有生死。我们即便不赞成余虹的生死观，但至少，这样的猝然一逝，可以让旁观者从此把那些寻常的得失看得更淡一些。这样的飞身一跃，可以让人大的办学者们在度过了得大于失的一段喧闹期后，再增添几分风物长宜放眼量的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