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预定的跑步机正在送货上门的路上，他的车刚刚换了保暖设备，他答应老同学为《色，戒》写一篇评论……
“他已经尽力了，在遗书里他希望我能理解他的选择。”杨慧林说。遗书写得非常冷静，还对一些人和事做了安排，“我相信这是他理性思考后的抉择。”
他的师友和学生给出了这样的集体印象：“他是理性的，更是温情、热情、专情的”，“他曾经固执又激烈，后来才渐渐宽厚平和起来”，“他以完美主义要求自己，但不以完美主义要求别人。”
然而，余虹的经历其实有理由让他成为另一种人，一种不那么宽厚、不那么温情的人。
13岁，因为父母政治身份的问题，余虹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他被迫来到湖北投靠亲友求学。“在那里我拼命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了团，做了团支部书记，还上了高中。我很清楚，像我这样的政治贱民上大学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早就放弃了这一奢望。高中毕业后老老实实下乡，唯一梦想就是当一名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余虹因政审未通过而落选。
此时他所在的县淀粉厂来招工，当时唯一符合条件的他，再次因政审问题失去了机会。“他的头发，就是知道消息的当晚，几乎一夜落尽。”余虹的师弟邵宏回忆。
转机发生在1978年春，高校扩大招生的政策对他这样的“牛鬼蛇神”网开一面。于是，那一年，余虹考进了咸宁师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