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位学习文艺学的学生眼里，余虹的精神之苦是注定的。“作为学人，他是精心于研究海德格尔的。按照海德格尔的诗性之思，世界本身是无意义的，但生存的现实性却迫使诗人赋予生活以意义。诗人于是试图通过诗的语言来完成对意义的创建。在意义破碎的‘贫困’时代，诗人要行走在极度孤独中的旷野和大地上，维护人的尊严，探究终极的救赎，寻找已隐遁的神迹。而往往谁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谁就站到了一个没有信念依恃的危险边缘。用歌德的话来说，谁站在这样的边缘，就得自杀或者发疯，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在余虹那里有许多谈到死亡的文字，有人会问，他的死是不是跟他过多地考虑死亡有关。我读他的文章，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他谈死亡不是因为想知道该不该死，而是为了想知道该如何活，如何有意义地活。”学者徐贲说。
在余虹最后公开发表的文章《一个人的百年》中，他提到一位95岁的美国老太太，总是充满平静和喜乐，丝毫没有老年人通常所有的孤寂、清冷与悲戚。“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来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余虹在她身上寻找到了“消除致命不安”的凭依。“他向往宗教庇护，研究过基督教。”余虹的好友吴兴明说，“但他很难跨出这一步。”“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这是余虹今年9月在《一个人的百年》里的感言。
2007年12月5日，不知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从2楼的家中一步步走向10楼，一跃而下。“‘一个尼采式的时间’的纵然一跃，像一片落叶，像一只飞鸟，更像一记重锤，直捣死亡的胸口，使大地猝然颤栗。这是向暧昧的世界无意义性边界发起的最后的冲击。”
理解余虹的人这样总结了他的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