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室”让中国的文化市场变得活跃起来。他们生产的文化产品也以各种形式，支撑着文化市场日益膨胀的胃口。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黏合剂，才能弥补上这块写着“利益分配”字样的短板？
青春文学掌门郭敬明时运不济，接连被媒体流弹击中，秋潮未尽已经噤若寒蝉。先是“抄近路入作协”，后是“团队出走”，进进出出，不亦乐乎。前一桩事件，论者甚多，后一桩却少有论及者，毕竟它的核心是办公室斗争，所牵扯进的，是老板与员工的个人作风、私人恩怨，内中更有扒不开拣不去的炒作嫌疑，且并不涉及什么公共领域的宏大命题。
不过，一旦剥除了包裹在这一“出走”事件之外的个人问题与商业因素，不难发现这不过是当下文化产业种种问题的一次小规模发作。
郭敬明以工作室的形式拉起队伍来，已有三四年时间，公司成立也已超过1年。而至少在2000年前后，以类似方式进行文化生产的“工作室”已经出现了。“工作室”的出现与兴盛，与一定范围内文化产业的发育状况关系密切。当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效率的重要性被逐渐强调，文化产品制造的各个方面因此出现专业化的倾向。同时，文化产品的体量与规模也不断膨胀，个人的单打独斗很难应付这些专业化与大型化的生产要求，团体合作成了文化工业生产活动的必然结果。
然而，文化从业者在拥抱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之前似乎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郭敬明与其同袍的分裂，即是一个鲜明生动的案例。
目前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大抵出自文化记者之手，因此较少涉及产业状况与公司制度。即使如此，也可以从各种报道中看到一些问题。
被卷入此次“出走”事件的合作者，大都被媒体称为郭敬明的“朋友”和“粉丝”。从这样的称呼里，大概可以推知这些人与郭敬明合作的初衷。类似的情况在各种文化“工作室”中非常普遍。这样的亲密关系，再加上“君子罕言利”的文化烙印，使类似的团队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利益分配制度。当这样的生产团队没有获得太大的经济利益，或者运作时间较短时，友情与权威暂时隐藏了利益的纷争。可一旦经济利益扩大，运作时间延长，裂痕就会产生，并且逐渐扩大至无法修复。
南方某报的一篇报道称，郭敬明与一名员工“约定”，该员工每月可以获得工资，以及1.8%的版税。但郭敬明随后将其版税压缩至1.5%，原因是其“不服从管理”。这样的分配“约定”方式是否以明确的书面文本存在，报道并未提及，但很明显，暴得大名的文化明星并不知道如何操纵一台公司机器。一旦时间抹去了偶像身上的光环，利益的诱惑自然会让友情的黏合剂失效，“出走”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
